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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自教会‘大揭底:著名的红色特务牧师们

——可惜得很 -- 大陆的“宗教自由”

一位美国信徒参观中国时要求参加一次崇拜,统战部胸有成竹地带她去了上海一坐三自教堂。只见该教堂四百座位爆满,走廊过道都挤满了人,总人数竟在一千以上。礼拜完毕,她热泪盈眶,发表感想:“美国教会能坐满半个教室就是不错的了。而在中国教会人数兴旺,这说明中共宗教政策的成功。”在旁的统战干部听了直乐。以后不久美国最大宗派美南浸信会(下有四千万成员)组团访问中国,也参观了这些三自教堂,大为感动。他们拍了一部纪录片,题为“严冬已过”。在美国教会公演。片中将中国描绘得莺歌燕舞,中国人是多么的自由。可惜该片才放不久,中国就发生“六·四”大屠杀。美南浸信会只好停放电影。

中共一直只承认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
 
在大陆,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宗教自由。许多人只因信仰上帝而遭逮捕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迫害。一九九二年一年遭公安局逮捕的基督教徒上千人,远远超过因政见不同而入狱的民运人士。略举数例:

为主坐牢

一九九二年九月初在河南省中部舞阳县,约有一百二十位家庭教会成员在举行培灵聚会。恰巧有三位华侨基督徒也列席参加。忽然间四十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聚会地点,将参加者全部逮捕。后来又逮捕四十位信徒。三位华侨在自己国家大使营救下,已被释放,“驱逐出境”。而其他中国信徒至今仍在关押之中。此事在香港南华早报头版头条登了出来。(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

一月以来,北京市至少有六十个家庭组织因公安局干预已告解散。

上海每个巷的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禁止任何宗教活动。五年前来自上海的一位女留学生奉献给主,作了全时间的传道人。她告诉笔者,今夏她返回上海,第二天就有公安局的人到她家忠告她不得参加任何本地的家庭聚会。

山西省大同九矿的基督徒自费建了一座能容纳数百人的教堂。今年九月在一次聚会中,遭到大批武装警察的袭击。教堂当场被强行摧毁。一老妇受惊过度,当场死亡。

从湖南省人民医院退休的吴医生热心传道。在自己的家中有查经及祷告会。十月的一个晚上,当一小批基督徒正在吴医生家聚会时,一批公安人员强行登门,也不出示任何证件,将所有的人拉到公安局。

在河南的奎山县,到四月底时至少有八十名基督教徒被捕。

三月中旬,江苏省苏州的警察逮捕三十信徒。

由梵蒂冈委任的保定教区主教范学淹始终忠于教皇。中共恼羞成怒,在他坐了几十年大牢后又将他逮捕入狱。今年四月十三日死于牢中,为主殉道。当遗体运到保定时,人们可清楚地看到额上和半个脸带有严重伤痕,而腿部有骨折现象。中共不放过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其心之残忍,无以复加。另一位主教也是同样地殉道。施纯洁辅助主教去年十一月三日死于中共狱中,遗体亦有许多伤痕,大寒天身上只穿一件绒衣和两条破单裤。

至今被中共关押的主教有:河北省易县教区刘书和主教,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安国教区刘弟芬主教,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兰州教区杨立柏主教,天津教区李思德主教。至于普通平民信徒被捕则难以统计。中共已公开在信徒中申明,要将所有这些效忠教皇的主教和信徒关押至死。有范主教和施主教在狱中殉道,相信中共所言不仅仅是一种恐吓。

比起这些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民运人士是不幸中的万幸者。

“三自教会”

一位美国信徒参观中国时要求参加一次崇拜,统战部胸有成竹地带她去了上海一坐三自教堂。只见该教堂四百座位爆满,走廊过道都挤满了人,总人数竟在一千以上。礼拜完毕,她热泪盈眶,发表感想:“美国教会能坐满半个教室就是不错的了。而在中国教会人数兴旺,这说明中共宗教政策的成功。”在旁的统战干部听了直乐。以后不久美国最大宗派美南浸信会(下有四千万成员)组团访问中国,也参观了这些三自教堂,大为感动。他们拍了一部纪录片,题为“严冬已过”。在美国教会公演。片中将中国描绘得莺歌燕舞,中国人是多么的自由。可惜该片才放不久,中国就发生“六·四”大屠杀。美南浸信会只好停放电影。

应该说统战部利用“三自教会”是相当成功的。不光老美,就是识中文,讲中文的许多华侨也认为中国目前已实行宗教自由,理由很简单,“三自教会”就是明证。

什么是“三自教会”?话得从头说起。

靠三大法宝起家、取胜的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仍不忘统战。对象之一就是基督徒。一九四九年中国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徒,下同)人数并不多,共三百万。但这三百万人受西方的影响普遍较高。当时大部分有名的大学、中学都是基督教会所创建。因此对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无神论的中共当然是巴不得将基督教一举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一开始硬干显然绝非上策。于是统战说穿了就是通过控制而利用,为中共捞取最大利益。

中共利用基督教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加上打进教会内部的少数特工人员发起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规定所有基督教徒得参加这个爱国运动,否则被视为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

“三自”有四位奠基者值得略述几笔。

一是吴耀宗吴是一位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对基督教信仰并不是顶认真。如他写有许多书籍,指出“圣经”的不合理,不合科学处。“圣经”宣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被钉死后三天又复活。吴认为这都是虚构的故事。然而这对基督途来说,耶稣的神性和死里复活却是信仰的全部根基。没有这两点,基督教便无存在的意义。吴进而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圣经中预言的天国或天堂。他说:“中国共产党做了教会两千年想做而做不成的事,那就是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吴发表文章,题为“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把三自革命运动推进一步”。你说由这样的人来作“三自教会”的头头,中共怎不大为欢喜?无神论的中共竟成为上帝的天使天军。因此吴耀宗便成为“三自教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直到逝世。葬于八宝山,葬礼为部长级。至于死后灵魂去见了马克思还是耶稣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二位要人为丁光训先生。四十年代曾在革命圣地延安露面,时年二十左右。后在美国神学院修了个学位。回国后时仍默默无闻。“三自”成立他成为第二把手。吴死由他继位,主席做到今天。同时丁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组织上“三自”属宗教部管理,宗教部则又听命于统战部。前统战部长阎氏是胡耀邦派系人物。八九年五月,在阎氏的指导下,丁光训以政协副主席的身分加入签名呼吁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学生运动,而且他代表三自发表声明,支持学生运动。一反往常傀儡形象。六.四大屠杀后,丁氏本也在清算之列,但考虑到他在海外影响力很大,竟放他一马。

第三位是赵复三。“三自运动”初期,赵相当活跃。以后渐渐淡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马。后来官拜社科院副院长。六.四前夕,他以团长身分率团赴日内瓦参加一个联合国会议。大屠杀发生后,他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对中共残暴表示遗憾。以后料到回国将凶多吉少,便干脆在西方国家寻求政治避难。香港《争鸣》杂志指出他是中共第一位部级叛逃的人。争鸣更有惊人的内幕报道,赵复三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难怪他叛逃到西方后,一直沉默如金。舆论界很快就忘记了此人。不象另一位部级叛逃许家屯,耐不住寂寞,要发表些文章。有特务背景的人处事就不一样。

“红色牧师”

第四位人物是位货真价实的特务,不乏传奇色彩。此人叫李储文。
李是上海最大教堂“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在基督教界也算是德高望重。文革开始,红卫兵首先瞄准了教会。一群小将冲进了李牧师家中翻箱倒柜。他们在床下找到一个红本本。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储文同志”。拿了这张党员证,小将们如获至宝,他们说,真是想不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居然钻到了共产党内,可见毛主席的教导何等英明伟大。正当小将们准备拿他好好作作文章时,李牧师忽然失踪。小将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到他已被南京军区保护起来。当时由周恩来保护的好些人都藏在南京军区。周恩来对于自己系统中的一些特工人员历来是非常重视的。

文革后,许多当年小将看破红尘,去了上海唯一开放的国际礼拜堂。他们惊讶地发现,那位讲道的牧师就是李储文。这次他们当然明白,这位李氏是中共派入教会潜伏下来的一名特务。老地下党员。不久此事就在上海基督教徒中传开。李氏亦知趣,知道是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中共历来是论功行赏。李氏的官做到了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大家知道,新华社是香港影子政府,其社长由省委、部长级干部担任。许家屯原是江苏省省长。如果李氏对革命贡献平平,难道可以获副社长要职吗?几年来,许多中共干部都陆续离开香港,唯独李储文仍在那里为革命作重大贡献。接近他的人说:“副社长看上去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腹中深藏韬略。”想必中肯。

今天的“三自教会”中还有没有红色牧师?有次一位外国弟兄曾当面询问丁光训,中国有没有共产党牧师?他答得最妙:“共产党员也能为基督徒。两者并不矛盾。”

“三自教会”中有批共产党员牧师或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关键性问题是“三自教会”对基督教起的到底是建设性作用,还是破坏性作用。如果是前者,我们大可用“功大于过”来肯定赞赏“三自教会”。例如海外不少人认为:在三自领导下毕竟开放了六七间教会。况且大部分牧师并不可能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不可以否定整个“三自”。

说得有理,但此理只述一,未述二也。

评价“三自”我们要从整体上看,它究竟是在限制了基督教的发展呢,还是起了促进作用。以上海为例。现在上海市区有十三座基督教教堂。每个礼拜天,每座堂都是挤得满满的。你非得早去两个小时才能有座位,否则只能靠墙站着。略备常识的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不建造新的教堂?这就象建酒店一样,在上海建一座生意奇好,那第二、第三座就会接连拔地而起,直到饱和为止。关键问题就在这里,新教会建立的审批权完全操在中共手中。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三自”的主。不经过中共首肯,“三自”莫想扩充一步。上海“三自教会”去年十二间,实在挤得连中共都看不过意,又在“三自”一再磕头下,终于决定让“三自”再开一间教会。

中国大陆有八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对民主建设是积极面多于消极呢,还是相反?这要看是谁在控制这些民主党。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毫无自主权可言。一年内能招收多少新党员,开几次会,在什么领域内活动,事无巨细,都早已被中共规划得好好的。人们将这些民主党戏称为“花瓶”,真是入木三分。但这些民主党的存在又极具欺骗性,对外可声称中共有八个政党。(这就如同文革期间,有八个样板戏就足以标志中国的文艺自由。)对内可称符合宪法。没有这八个花瓶,人们或许会更容易识别中共的庐山真面目。但这八个政党却可堵住一部分软心肠人的嘴。“三自教会”就如同这八个政党一样,也不过是花瓶一个。

四九年前,上海有一百二十座教堂。现在市区内才十三间。仅以前的十分之一。所以现在每间教堂人数爆满只是其他九间的人数都挤进了一间教会,造成了“人丁兴旺”。中共什么事都喜欢拿来与所谓解放前比较一番。唯独教会,只敢与文革前比较,说是文革时只有一座教会,现在是十三间,这是拜改革开放之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云云。如果与香港的教会比较一下,就更容易看出蹊跷之处。四九年前,香港教会数量与上海大致相当,但目前香港已有上千间教会了,是上海市教会数目的一百倍。

家庭教会

香港杂志《动向》九月号透露了国家统计局所作的一项全国信奉宗教情况调查。二十项调查费时半年。结果十分惊人。信奉基督教的有六千三百万人,信奉天主教的有一千二百多万人。共达七千五百万。这项调查至今仍未对外公开。

有趣的是,“三自”教会一直坚称大陆只有基督教徒四百万,天主教徒三百万。共七百万,只有实际数量的十分之一。出入为何这么大?如果不介绍家庭教会便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前面提到,中共的如意算盘是透过“三自教会”来控制大陆的所有信徒。但这策略能否成功得有个前提,那就是所有的信徒,或至少大部分信徒得参入“三自”才行,否则的话这策略便会流产。从“三自”一成立,全国反应十分零落。更有一些有识之信徒公开向“三自”挑战,如王明道就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指出“三自”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广州市的林献兰牧师特放下已在香港的定住权返回大陆,为教会的独立性奋战。对于这些不顺臣民,中共使出看家本领,施以铁的无产阶级专政。王、林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十年。广州牧师兼岭南大学教授李圣华被指为反革命遭枪毙。青岛牧师顾仁恩被捕仅两个月便糟惨杀。上海“基督教聚会所”创始人倪析声解放初期仍在海外,他抱着与“羊群”共患难的决心毅然返国,不久被定为“反革命”。后死于狱中。同时牵连被捕的不下千人。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李渊如,江佩贞,等等。辽宁牧师孙鹏翕,福州牧师陈芝美……这个名单可以一个个排下去,都因反革命罪而被捕。当然他们被捕真正的原因仅是因为不与中共合作、不加入“三自”。中共并不知道教会内部情况,因此对教会的整肃大都是透过“三自”这只手进行的,而“三自”一些人也热衷于阶级斗争。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也象秋风扫落叶残酷无情。今天“三自”教会中许多牧师已认罪悔改,重新举起了爱的大旗。连丁光训也指责“阶级斗争”为荒唐学说。不过“三自”中仍有一批人“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如韩文藻不断叫喊要防止海外阶级敌人渗透,比中共

党内的一些人还左。其实所谓海外渗透不过就是送几本圣经进中国。圣经至今在大陆依然是奇货,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血腥镇压的目的不外是要扼杀宗教。但这只是中共的如意算盘。宗教之火有段时间的确看起来曾经已熄灭。但哪知地上的教会被摧毁,信徒的活动就转入地下。中共号称无孔不入,但对于地下教会却束手无策。(其实中共对地下经济也没有办法。)地下教会的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活动。令中共防不胜防。家庭教会的策略是稳打稳扎,不唱高调,不造英雄。他们注重做每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对所有的人,不管是一字不识的农民,还是青年学者,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释放的罪犯,他们都尽力一视同仁,用上帝的爱去感化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去实践人人平等的信念。今天许多以提倡民主为己任的精英们却瞧不起农民,工人,与自己的理念根本就相冲突。这种宗教精神不是可以作我们极好借鉴吗?中共也不可能对地下教会全然无知。文中开首的那些被捕的人士无一例外的都是地下教会成员。然而恐吓只能对小部分人起作用,捣乱最后只能导致失败。中共最会捣乱,但可惜它学不会这个规律。

家庭教会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绝不向政府妥协。“三自”的人招降家庭教会人士时一条最诱人的理由是,留在体制内搞活动,效果更大,牺牲最小。但家庭教会证明,只有保持独立性,始终在体制外才会有生机。留在体制外固然得承担许多危险,会被捕,会流血,但代价越大,成果也就越丰。宗教人士很少能受了迫害就出国。他们只能留在国内,他们也愿意留在那里继续从事活动。许多人是几进宫。范学淹完全可以少些活动,他坐了几十年牢,谁也不会去说他。但他一释放,马上就组织地下教会。中共再将他逮捕、迫害他死于狱中。这种前扑后继的精神,你说能不能感动上帝?如果上帝都被感动,你说教会能不成倍成长?解放初期,基督徒才几百万,如今是二十倍的成长。七千五百万基督徒,大部分都在家庭教会活动。“三自”不承认他们故只报七百万的数字。今天的民运是不是也可向家庭教会取经?离上帝近些对民主百利而无一害。(·艾暮思·《北京之春》1993年2月号)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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