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国家机密”？在中国恐怕谁也弄不清楚。只要官方没有正式宣佈，党报、党刊上没有刊登的，都可以是“国家机密”。比如，某地发生了大的灾害或出了什么事故，或有人罢工，闹事，只要官方媒体上还没有披露，就可以叫作“国家机密”。甚至明天就要公布的事，你今天拿出去讲，也可说你“泄露国家机密”。实在有些叫人谈“机”色变之感。
但奇怪的是，有的也许真堪称“国家机密”的事，反而可以从党报的某些现象上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记得1954年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龚焕龙，是一个和我很要好象大哥哥一样的同学。由于他这个姓读音有点特别，所以可以喊“老张”，“老王”，而别人都喊他“老弯”。我那时还小，不懂是何原因便去问他本人，龚焕龙笑着说“别理他们，你叫我‘老公’就行了”，引得旁人哈哈大笑。这位“老弯”真还有点聪明，有天他悄悄对我说“高岗可能出事了，好久没在报上露面了”。十七岁的我，天真纯洁，更不知道什么“党内高层”恶斗，所以我认为他在胡说。谁知几个月后所谓高饶反党集团案便公诸于世了。我虽然有些佩服“老弯”的聪明，但总还是觉得也许是我们四川方言歇后语说的“狗咬苍蝇----碰巧撞上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已经成为政治犯被关进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島”。看见报上的国防部长由林彪取代了彭德怀。我们几个“臭味相投”的政治犯，便私下在一起议论彭德怀可能出事了。但在一个严密封锁新闻的社会里，别说监狱内，就在社会上的百姓，对此也只能是一无所知。于是我们就经常注意彭德怀的名字是否在报纸和广播上出现（那时还不知电视、互联网为何物）。半年、一年、两年……
特别是什么大节日，重要会议上，高层大官“倾巢出动”齐“亮相”时仍不见彭大将军身影，我们就几乎可以肯定他老兄已“死定了”！------在当时党内也只传达到县、团一级，一般干部（更不要说平民百姓）都不知道，可以说是“国家机密”了吧？然而我们伟大的党报，却把它“透露”给了我们这些一点都不伟大的“阶级敌人”。
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例。在1962年前后，我们伟大的党报上天天都在大批特批“现代修正主义”，当时指名道姓的是南斯拉夫及铁托。所以一般人都认为“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南斯拉夫和铁托。而实际是在批苏联“老大哥”，只因那时的“老大哥”，由于党文化多年的薰陶，在一般国人的眼中还是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所以只好用铁托作“桑”，老大哥是“槐”，而“党报指桑，意在骂槐”。这在当时，也肯定是“国家机密”了。但你只要认真，用心地阅读，仍可发现蛛丝马迹。1962年和我关在一起的一位右派难友颜思尧君是一位小学校长。毕业于南京原中央大学。此君不仅学识丰富，且思维敏捷，目光锐利，我当时才二十多岁，他已年近不惑。但我们却是忘年知交，我常以师事之。有天他指着一张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大块文章”叫我看，上面大骂“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向美帝國主义无耻地投降”，但就在这篇文章的右上角，登了一篇并不十分起眼的“小块文章”题为《苏联从古巴撒走导弹》只短短一、两百字，并配有一幅苏军舰运走导弹的图片。颜思尧用两个指头分别指着两篇文章，小声的对我说“现代修正主义者，苏联老大哥是也”！------这又是一次从党报上“发现”的“国家机密”。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71年9月底或10月初（记不大清楚了）的一天，当时我和四川大右派作家晓枫（铁流）同在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当犯人“护士”，成天围着病人转，打针，换药，喂饭，洗衣……忙得晕头转向。那天晚上我与他同值夜班，当我们把“晚间护理”那一套忙完以后回到护办室，我拿起病历本，画病人的“体温坐标”。这时晓枫拿起一张人民日报看得十分专注。我二人平日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便对他说“快来帮我画体温坐标，报上那些鬼话有个啥看头？还不是天天形势大好”。晓枫却对我神秘一笑说“今天说的不是形势大好，而是要形势大变”。我莫名其妙，甚至认为他是想偷一会儿懒。便说“别在那胡说八道，快来帮我画体温坐标”。这时晓枫把那张人民日报递到我面前，指着一篇文章对我说“你看，你看……”边说边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话下面划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话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我几乎不假思索便说“神经病，人家不这么说，未必要说团结在你的周围呀”？这时晓枫指着我笑骂道“你呀，你呀，还是个政治犯，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还有一个人怎么不见了”？真是“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我才一下想起自文革以来都提的是“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今天怎么林副主席会不见了？我陷入了沉思之中。晓枫却在屋内慢慢踱着方步，口中喃喃自语道“北京……肯定出大事了……”这时夜己深了，病房外大铁门已上锁了，病人都睡了，在这小空间内只有我们二人才醒着，但真正清醒的好象只有晓枫啊！
其实上，上面这些事，如果在一个有新闻自由的，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里，从一方面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另一方面讲，即使出了这样的事，新闻媒体会在第一时间立即追踪报导，而且会穷追不舍。各种背景介绍，分析解读的文章铺天盖地，让每个纳税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在我们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新闻生态”中，才会出现这种象玩猜谜语游戏一样的、去发现什么国家机密。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状况，又进步了多少呢？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要用这种猜谜语似的智慧去解读新闻。不过正如或人所云，有时坏事也会变成好事。人们在这长期的“猜谜语”的游戏中，不仅提高了“智商”，甚至炼成了“金睛火眼”。虽然我们伟大的党报上一切的报导、评论，还是那么的四平八稳，字正腔圆，那么一派盛世，燕舞莺歌。但人们往往从一、两句措辞上便能“见微知著”。例如中央某大员和一个外国来访的高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说明两国关系尚可，如对方是金正日之流，可能又要给“好处”与他了；如用的措辞是“双方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则意味着双方意见分岐，如对方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方一定是提出了诸如人权，西藏，台湾之类让“我党”不高兴的问题。纵一切“行礼如仪”，这一句话便“可见一斑”。又如去、前年一个时间黄菊长期不露面，人们一下便猜到了，不是在权斗中落败，就是已病入膏肓。后来事实证明大家不是瞎猜。而民主国家领异人哪怕身体偶有不适，或做个小手术，媒体都会即时予以报导。若是患了重病，更不会有人出来在媒体上信誓旦旦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xx同志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而我们只要一听到这类“负责任”的话，便知道xx同志已危在旦夕了。所以中国人对媒体语言的“猜谜”能力，绝非那些“洋鬼子”能望其项背的。------自豪吧，亲爱的同胞们！
时光永是流逝，媒体依然故我。但人们的“猜谜”能力却与时俱进了。现在很多人都懂得若看到“围观群众”的字样，应读作抗议的人群；又如什么“不明真象的群众”，实则是在第一时间和现场最知道事实真象的人们；至于什么“歹徒”，“黑社会势力”，应读作义愤的群众；什么“打砸抡烧”行为，则是民间俗话说的“兔子逼疯了，都会咬人”。又如什么“受灾群众（或矿难家属）情绪稳定”，应读作，伤心欲绝，痛不欲生；什么“灾区儿童最想要的是福娃”，实则是想要能“进口”的食物，以扑灭腹中的饿火；如高调宣扬某地“干群关系”如何和谐，实则是这种关系已相当紧张，接近临界点了；如告诉你“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已渐趋平稳”，实则是“隐”中有“升”，下一轮涨价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样的例子实在难以一一列举，只要你会“看报”（包括电视，广播等），你就会在上面看着许多“机密”，而谁也无法来定你的“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这就叫，外行只会看热闹，内行才会看门道。膏药都是一张，各人的熬炼不同。
200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