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居正：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
我们在上几集跟各位谈了一个题目，就谈到了蒋经国。我们说到了两岸现在开放交流、开放观光，那么很多中国大陆这些旅游团很快就要来到台湾各处去游历、去看了。
那么上次我们说我们注意在到开放观光的时候，大陆很多团来台湾好像专门避开了有关两蒋的景点，就是老蒋总统跟小蒋总统的一些相关景点，他们都避开了。我个人是觉得很可惜，所以上次才开了那么一个话题。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蒋经国在政治方面的一些作为。在台湾方面，当然大家对他的评价，我上次说了，一般来说高于对他父亲的评价。一般我们认为说蒋经国比较勤政、比较亲民、比较爱民，然后比较廉洁等等，然后对台湾的经济跟民主发展都有相当的贡献。
那么我们想再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蒋经国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当然大家很熟悉，就是最后他打开的那一刹那，可前面这个过程，我们必须看到这件事情是他们父子俩个其实携手合作的结果。
我们在这节目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谈过说台湾的政治发展，我们就曾经提到过，我们讲，在60年代的时候，因为承续了50年的发展，台湾的经济慢慢开始起飞，社会开始变迁。
当时台湾社会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了就是中产阶级的大量浮现，当然从总人口比例来说，可能还是比较低，可是跟过去相比来说，增加了很大。
这个中产阶级大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后来很多人研究，讲的最高的比例是高到了百分之三、四十，讲到最低也有百分之十几，也就说台湾当时上千万的人口里面，大概有一百万，或是说两、三百万人，自己认为是中产阶级了。
那么这种心态非常重要，这种心态就使得他会说，我希望说政治怎么发展、怎么走，因为中产阶级，我们从共产党的一些论述也可以知道，早在马克思时代就注意到，中产阶级的人数多少，他希望推动社会变迁，而台湾当时中产阶级也出现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在60年代的后期开始，台湾社会伴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浮现，就有越来越多的声浪要求说，你这个一党的国民党要开放这个政治，要开放的更多一点。当然说希望你一步登天，开放完全的民主，当然恐怕是有困难。但是这批人却锲而不舍地在压迫国民党，在说服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开放。
我们在过去很多集以前就谈到，我们说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认识到这个压力之后，就想要开放了。那个时候，蒋经国大概还在他的政治生涯算是前半期。
到了台湾之后，他从负责完政工之后，负责国防部，然后后来负责了行政院的副院长，中间还创设了“青年救国团”，所以他对社会的脉动是比较了解的，他对社会的这些掌握比他的父亲要好，他贴近的多，当台湾社会出现了对民主、对自由化的要求的时候，他首先感受到。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父子间进行了什么沟通，但是我们看见就是在他主政的前后，这个路子已经打开了。当然准确的说，我们过去谈了台湾的自由化，还不是民主化的阶段，也就是从1968、69年开始，台湾进行中央级民意代表部分的征选跟补选。
我们提过，原来台湾地区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都是在大陆上选举的。1949年大陆变色之后，这些人大部分来到台湾，那么继续他们的政治地位，继续他们的政治功能，可惜台湾社会变迁，就要求说这些人是不能完全代表我们，我们要选一些新的代表出来。
那么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感受到这个社会压力，就在69、70两年，就进行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跟监察委员的征选跟补选，人数不多，比例也很低，但是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开放，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说，台湾进入了自由化的一个阶段。
这个门开始没有两年之后，蒋经国就正式接任行政院长，在这之前，他是行政院副院长。当然他的实权比起行政院长来说还有一段差距，可是到72年，他接上行政院之后，他的政治风格就慢慢显露出来。
我们也看见当时两岸的关系，对台湾来说，压力慢慢变大了，因为美国开始跟中共关系正常化，那是1971年的事情。1972年的2月28日签了“上海公报”。
当时虽然跟我们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军顾问团在台湾，台湾跟美国之间有一个协防协定，可是台湾的不安全感已经开始产生。
换句话说，来自大陆的、来自国际压力已经开始浮现，再加上我们刚刚说来自台湾内部经济跟社会的变迁所产生的压力，就促使蒋经国跟蒋中正父子开始把政治开始向比较自由化的方向推进，可是幅度还是非常小。
我们看见了就是还是这些的选举一点一点的开放，地方选举照常举行，仍然是那种规模，中央选举有开放，每隔三、四年开一点点，三、四年开一点点，脚步很慢，开的很有限，所以反对运动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慢慢累积。
我们看见当时党外，现在的民进党进入到这个选举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冲撞这个体制，不断地去挑战国民党，从言论上面，从思想上面，然后从他的行动和选举上面去挑战国民党，而我们过去提过，在中央开放的虽然不多，但在地方上面，这些民进党却相当有斩获，而这选举还真是基本上是真正的选举。
我们也看到在历次选举当中，非国民党人士参选的人很多，当选的比例也非常高，所以晓得说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但是基本上它不是一个自由体系，这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面，蒋经国做出了政治开放的一个决定，在1986年10月7日，也就是民进党抢关成立，在非法状态下成立之后，大概十天不到的时间，蒋经国总统接见了美国非常有名的《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叫凯撒琳·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然后就亲自当面跟她讲说，我们准备解除戒严，然后开放组党。
当时我们顺便说一句话，在后面的翻译官就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先生，当时风华正茂，当一个很年轻的翻译官，马先生后来讲到说，他听到这段话，全身像通电一样，他晓得说台湾迈出重要一步，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经国先生对葛兰姆女士讲这话，就说明了他决意让台湾走上民主的大道，那么这段过程，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但是随后来的发展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见，虽然当时经国先生做了这个决定，可是台湾的法律各方面其实并不够完备，也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上其实并没有准备好。
什么叫法律上准备好呢？因为原来是这个戒严，或者说你有这么一个所谓戡乱时期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么很多活动都是被禁止的，那现在既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等等，你法律跟各方面要配套，可是当时并没有赶上。
在这个时候，当时“国家安全法”、“集会游行法”，跟“人民团体法”才开始草拟的草拟，修订的修订，也就是帮这个新的阶段做个法律的准备，问题是你前面的教育不够，准备不够，社会上的宣导不够，突然间开放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就没有法律了，反而当时社会动荡非常严重。
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台湾工作，那么亲眼目睹那个时候台湾社会、政治变迁，觉得动荡不堪，也觉得让人忧心，可是不管怎么说台湾毕竟是解除了戒严，开放党禁，结束了38年的戒严，走上了民主的大道，所以这一段是我们谈到蒋经国的时候需要回溯一下的。
我们刚刚为各位回溯了一下，蒋经国先生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那段过程，现在我们再顺着这个脉络往下看一看蒋经国先生个人的政治风格。
我们在上几集已经谈过，我们说他这个人一般大家觉得是亲民，勤政，爱民，廉洁等等，可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一下就是他在1972年刚刚去接任行政院长，真正拿到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实权的时候，他的确是做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举动。
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十项建设”，就是我过去跟大家讲过那些像铁路电气化，马路，交通等等，那些是物质建设，其实他在那个时候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应该说是精神上的建设，也就是当时公务员的所谓“十大革新”或“十大守则”。
这“十大革新”、“十大守则”是针对当时台湾官场里面的风气，然后官场跟民间之间互动的风气，他做了一个规范，那么后人觉得说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对于当时的官场是起到了一定的正则的作用，也起到了肃贪跟廉洁的作用，所以大家说这个贡献很大。
今天很多人回头会去怀念蒋经国，跟他树立这个风气是有关系的，他在1972年的时候，他宣布了所谓的“十项守则”，我们就不一一来谈了，我们就把几个重点拿出来谈一谈。
他当时提到说因为我们很快不是要去进行“十项建设”，经济上的建设需要很多钱，所以他宣布说第一，没有特别必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级政府不可以修建办公房舍，除非特别必要，破烂不堪，漏雨，不堪使用等等，这是第一个。
第二，有任何重大的公共工程，在过去要开工或是完工的时候，常常要宣誓这是我政府的德政，所以就办各种各样的典礼，弄很大的仪式来剪彩，讲话等等，他这都不要了，通通取消，然后很简单就是宣布开工就开始了，或者就是几个大官来，在土方前面每个人拿着一些铲子，穿的西装笔挺，象征性地铲一下，照张照片，在报纸上一登，就结束了，不需搞大规模的仪式。
第三，就是台湾当时经济慢慢开始好转，所以有钱了，一有钱，政府的钱也比较多，很多这些当官的或明或暗就会出国去考察，所谓或明或暗就是明的部分当然应该考察，因为台湾有的地方是不如别的国家，你去日本看，去欧洲看，去美国那些进步的地方看，那是应该的。
可是有些人其实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考察的必要，他也假公济私出去旅游一下，这种现象也被经国先生发现，所以他说我们要从严审核，你不是不可以出去，但出去你要报告写得很清楚，我去那里，看什么几天，不浪费公帑，这是第三个。
再来就是在内部，中国人还是习惯当官，那个时候的国民党还是有这种心态，所以很多人喜欢下去视察，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交通部等等，喜欢下去视察，一视察底下的人就要送往迎来，就要弄很好的餐会去招待，安排地方给他讲话，参观等等，这些也都不再弄了。
不是说不可以视察，而是说你没有必要，不随便下去视察，然后视察的时候， 大家底下不可以随便去接送，你来了就来了，然后你看完就走了，你不要去搞什么演讲，餐会欢迎，变相的去搞些什么东西。
再来就是说，我们大家不可以随便出去邀宴，官场之间不可以随便去邀宴，譬如部属要巴结长官，就邀请长官来吃个饭等等，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贿赂，这样也不可以，所以不要随便邀宴。
既然不随便邀宴，公家单位之间，当官人之间不随便滥发这些红白喜帖，不管是红帖，白帖，不管是这些婚丧喜庆、普告、通知等等，因为这样大家会藉这个名义去或者送很大的礼品，或者就去进行贿赂，他说这些也不要了，人情之内你发小小规模就可以了。
上回我们不是谈到梅花餐，就是十个人一桌，然后五个菜，大家很简简单单吃了，这样就好了，台湾人因为有钱铺张浪费，喜欢吃东西，这些全部都省掉。
最后一项就是因为当时其实这种官商勾结，官商的来往还是有的，经国先生了解，所以他说大家没事做，这些当官的你要洁身自爱，你跟商家之间没有事情不要随便来往，你要吃饭吃得很简单。
最重要就是当官的这些人，就是行政官员，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官员不可以进出不正当的场所，什么歌厅、舞厅、酒家，晚上生活，一概不可以，查到了严办。
那段时间，从1972年开始，我印象比较深刻大概有差不多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十来年的时间，台湾社会的官场的风气是不错的。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我不是这么说，但整体来说，当时经国先生要求很严，然后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所以大家也都感受得到，老百姓也觉得说，那段时间，台湾官场风气是比较好的。
所以从这里衍生下来，台湾社会一般来说，我上一集就讲了，对蒋经国先生的评价是正面的比较多，负面的比较少，我们一会儿来谈谈负面的部分。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来看看，一般台湾民间社会，除了前面讲的这几点之外，对经国先生还有什么样正面的评价。
第一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人还是比较注重实际的，当然有人讥笑他说这个人读书很少，没听他讲过什么大道理，对，他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他讲的都是很实在，跟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贴近的东西，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用人哲学不太一样，他用人哲学里面，他比较着重技术官僚，比较着重行政官僚，所以早年像李国鼎，孙运璇或俞国华这些，有些是老蒋总统拔擢的，有些是经国先生看了之后觉得说你在行政方面能力很强，就继续用下去，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他满注意的。
第二就是从老蒋总统的后期开始，经国先生的前期，这两个是有传承的，大量地启用本省籍的这些人士，这些人士对台湾后来的政坛起了很多正面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从大陆上带了很多干部过来，那么这些干部，大部分是中国各个省分的，当然江浙，两广，两湖这些人比较居多数。不过到了台湾之后，他们注意到这问题，但是这个跟本省籍的人士，最早因为土地改革各种因素，所以不是处的很好。
那么到了大概70年代之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注意到这问题，所以开始有意的拔擢本土的这些精英，进入政界。当时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像林洋港，谢东闵，邱创焕，乃至李登辉先生，这几位都是被刻意拔擢的。这些人有些担任到省主席，有的担任到院长级的人物，有些担任到行政院长等等，当然最后李登辉先生，还担任了总统。
这些都是当时蓄意培养的结果，也就是两蒋都认识到说，光凭外省人在这边做官，第一，人才的数量不够。第二，会容易形成阶级之争，或形成省籍之争，他为了敉平这差距，他们刻意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到后来，也是受到一些比较正面评价的部分。
那么第三点，还有人对经国先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正面评价就是，他跟这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关系。经国先生早年这个留俄，所以他对俄国很多的作风比较清楚，对俄国的一些做法，他也是有选择性，把他拿到这个中国来试验。那其中这个救国团，应该就说是这个拿过来的办法之一。
他注意到就是在台湾社会当中，每次到这个暑假、寒假，特别是暑假期间，青少年的问题比较多，为什么？这些人血气方刚，身体好，然后又有三个月的时间不用去学校，天气又比较热，如果没有些正当活动给他们，那他们就可能真的会容易会为非作歹，容易惹事生非，容易犯法的。后来想着想着，就弄了这么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团”，当然现在就简称“救国团”了，单位还在，但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救国团”，除了说进行这些暑期的一些教育之外，他不是正规教育，他是办各种各样的营队、活动，譬如说去学开车，学游泳，学击剑，柔道，体育，篮球等等，然后同时它也开一些政治性的课程，譬如说反共的课程，国际实事的课程，吸引一些就是对政治、对求知有兴趣的青年，来自由参加。
这些都不是强制性的，甚至有的是收费的，但是因为它是国家举办，然后这个品质也办的，一般算是不错，然后又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一些学校以外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也就变成说，维系了社会安定满正面的一种做法，所以这些，都是一般人还没太注意但我觉得它是值得提出来的。
但是即便就像经国这种人，在台湾社会里对他还是有负面评价的，不是说民主化以后，在之前其实就有了。
第一个，对他最大的负面批评就是，他毕竟还是从威权体系出来，产生的一个政治人物，虽然他推动了民主化，然后他几乎是只手打开了台湾的政局，然后使得台湾有了两党政治或有了政党政治。
可是他的统治的前半期，国民党毕竟还是一党独大，或者是说这个一党威权，这么一个一党独大、一党威权的这个政治体制，在经国先生一个人的意志之下，他难免有时会有失手的时候。
所以大家回头看，对他很多的批评就是说，譬如在他执政的时间，政党对于军队的控制，对于政治的控制，还是比较严密的，而这政党，又服膺于这个领袖，过去是蒋中正先生，那么后来是蒋经国先生的个人意志。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人比较端正化，那么这个整个社会可能不错，这个人如果不端正的话，这个社会可能会搞的一踏糊涂。
大家对他这个批评比较大的，大概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美丽岛事件”；一个是“江南命案”。
“美丽岛事件”就是在1978、79年，台湾要进行了选举。那么台湾当时要进行这个公职的选举，后来碰到说美国要跟我们断交，那么中间一度中断，中断这个前后，那么跟这些党外人士，发生一些冲突，就进行了比较大的逮捕。
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一般人说，对台湾民主政治是满大的打击，然后台湾的政治发展因此而后挫，大部分责任大家认为说应该是经国先生要担负的，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江南命案”，江南这一般的看法是他是三面间谍，他帮台湾，帮大陆，帮美国同时做间谍，那台湾方面发现他的身分。
当时有一个传说这江南，这个人本名叫刘宜良，他准备写《蒋经国先生传》，里面很多东西，大概对经国先生不利，然后很多这些黑幕给他揭出来。
那么一个说法就是台湾当时这些情报局，就派人就在美国把江南暗杀了，美国碰到这件事情当然很生气，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台湾之间关系，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大家认为说，应该是经国先生负责。
那么第二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不是谈到说经国先生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可是回头看过去，这个事情做得太晚而太快。
什么叫太晚呢？应该早几年开始，也就是我们解除戒严的时间是1986、1987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早个几年，对台湾可能会更好。
那什么叫太快呢？就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过程当中，你把他拉长一点点，然后进行法律跟社会教育多一点，让老百姓慢慢晓得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有一套新的法律出来，我们要怎么行动。
而不是觉得说，完全没有法律管了，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台湾社会在刚刚解严开放党禁的时间，社会动荡很多，社会运动很多，冲突很激烈，是这么来的。
那么当然有人还说，他那段时间跟大陆之间接触不够，然后开放探亲不够早，造成很多人伦悲剧，那么这些相对来说，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刚刚那前面几点负面评价，却是一般大家有的共识。
不管怎么说，大家认为说他对台湾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大家回头看他，还是比较正面的角度看他，那么这一集，我们就谈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170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