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万延海先生您是一位艾滋病预防教育专家，您为什么认为新疆扎针这个事情引人关注呢？”

万延海先生：“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一些偶发的用针刺来犯罪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城市里面拿着针管去餐馆去威胁别人要钱，那么很多这样的人自己并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是他们威胁别人说自己有艾滋病，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有艾滋病或者血管里真的有艾滋病病毒。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过去，在社会里面都有。那么这样他没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在最近的十年历史上，出现过一起严重的扎针的恐惧。”

记者：“那个是什么时候，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情况呢万延海先生?”

万延海先生：“是在2001年底，2002年初，那么当时河南艾滋病恐惧非常严重的时候，关于河南艾滋病正是一个媒体社会高度关注的时候，那时候政府对艾滋病问题还没有一个明朗的态度。河南籍的艾滋病人在天津最后传到说到了北京有这种扎针的情况，当时引起了首都地区的严重恐惧。但后来发现就是说政府并没有公布这些数字，政府做了很多的宣传说这种扎针不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这个做法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这样扎针如果针管里面有艾滋病血液病毒的话，它确实是可以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记者：“那么这次新疆扎针事件是说跟艾滋病毒有关的吗？”

万延海先生：“现在政府还没有公布确切的公布针管里的成分，但是有一些传闻说，扎针里是有跟艾滋病有关的或者说跟其它病毒有关的，这个有待于政府来进一步地来说明。”

记者：“新华社有一个报道4号的时候说是呢目前发现的被扎者之间没有发现一例烈性传染病毒源体和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有关的症状，也没有一例就诊者因针刺而导致其它疾病住院。没有必要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性的治疗的病例更没有死亡的病例这样报道的。”

万延海先生：“因为新华社的这个报道跟02年初的时候卫生部的时候，当时在传言的天津和北京扎针的情况做出反应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反应科学上是不准确的。首先一点，即便里面有艾滋病毒的话，医生检查出来马上会发现他是被感染的，因为普通的老百姓可能并不知道，如果被人扎针的话， 如果有艾滋病传播的危险的时候，是可以用抗病毒药物来做预防阻断的，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被含有艾滋病人的针管扎了以后，如果他服用抗菌素药物后是可以防止病毒传播的。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这个知识，所以他可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新华社的这个报道看起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缺乏科学依据的。应该来讲就是说现在可能还不一定很清楚针管里面的那些成分，或者说即便知道了也没对外宣布这些东西。”

记者：“它是不是应该对外宣布呢？”

万延海先生：“当然应该要对外宣布。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恐慌的事情面前，政府事实真相公布的越多，各种各样指导人们去处理这样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介绍得越多老百姓心里越踏实些。你把这个真相隐瞒起来，那么内心会很焦虑。这次的扎针事件人群当中传言就是说，有人用针刺的来传播艾滋病毒的时候，那么它会在群体当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恐惧，会引发歇斯底里的群体性的这种精神性的这种反应。这个恐惧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出门，每个人都要坐车。所以政府怎么来去及时的发挥信息，告诫大家生活中要注意什么，也可以提醒大家没有必要去把什么样的东西都看成针刺，教育人们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这很重要。”

记者：“那么，万延海先生您觉得怎么样以后呢避免这样的扎针事件？这方面您有什么思考呢？”

万延海先生：“我觉得无论是旧事件，还是这次的扎针去伤害别人的这样一些社会事件，无论当局怎么处理这个犯罪的行为，无论人们怎么样从政治上看待这个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冲突，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可能需要来理解在现在的社会出现民族之间的冲突，跟这些犯罪的行为，可能在其它的国家也出现过，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没有必要去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上升到一个政治的高度。他们应该理解为什么普通的维吾尔人，普通的汉人，为什么就会纷纷地被卷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去？那么除了一些情感的因素，亲人受到伤害，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需要来研究在这个社会上面人的处境。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在7月5号的时候产生那么强烈的冲突？几乎是仇杀的一种报复行动。那么基本上来讲，不仅仅是政府和当局对于事实真相公开的程度也是不够的。实际上对真相的把握政府也不太清楚。另外一个方面，对产生这样一个事情的社会原因，我们的社会学家们， 政府的主管部门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我真得觉得很悲哀，因为这么多严重的事情发生后，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学者，很好的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民间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