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处寓所，这里以其廉价的房租吸引了中国成百上千的年轻大学毕业生。
廖婷婷（Liao Tingting，音译）和刘杨（Liu Yang，音译）在她们位于北京郊区的租住房里。小刘最终返回了她的故乡。
在北京，李旭东（Li Xudong，音译，左）和一位同事在填写订单。小李一直很难找到工作。
原文标题：China's Army of Graduates Struggles for Jobs
原文网址：http://www.nytimes.com/2010/12/12/world/asia/12beijing.html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December 11, 2010
北京 ── 今年夏天，矿工女儿出身的刘杨（Liu Yang，音译）怀揣着新近获得的山西大同大学文凭，还有口袋里1000元人民币，信心十足地来到了首都。
就在当天，当她吃力地拖着行李在一处破旧不堪的住宅小区寻找住处时，她便对现实有了第一次的体验。在这个离奥运村不远的小区里，住着数万名年轻奋斗者，他们大多四个人挤住一个房间。
刘杨没能在这里找到住处（床铺而已），而且她对眼前就像养兔场般的简陋住宅楼颇感失望，四周飘散着一股垃圾的恶臭气味，她生气地皱着眉头说：「北京一点都不像电影里那样。」
像刘杨这样怀有美好梦想的大学毕业生，通常甚至是他们各自家中第一位完成高中学历的人。这些大学生原本应是中国各地那些推动中国劳力密集型经济向未来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年轻生力军的一部分。在1998年，那时在任的江泽民主席宣布了旨在加强高等教育的计划，而那年中国大学院校产生的毕业生人数是83万。去年五月，这一数字已超过了六百万，而且仍在不断攀升之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于痴迷于社会稳定的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数字也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面向专业人员的良好就业机会，以吸纳这些每年涌入就业市场的高学历年轻人。他们中许多人承载着父母们超越现实的期望，这些父母掏空了各自的存款，投资在子女们的高等教育上，他们原以为，这些高等教育能保证子女未来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大学教育基本上没能为他们提供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以直言不讳批评中国教育体制着称的政治学家张鸣教授说，「对于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生存是头等大事。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的话，他们可能成为一股社会不稳定的力量。」
而令人感觉残酷而又倒退的现实是，中国以前的民工族──那些涌入城镇工厂去制造出口商品的未受过教育的农民现在正成为市场紧缺的劳动力，劳工短缺现象，加上政府加强监管力度，这些诱发蓝领工资被抬高。
但是，目前那些在会计、金融和计算机编程方面受过培训的专业毕业生似乎源源不断，而他们的价值已大幅下跌。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民工的平均起始工资增长了近80%；而在同一时期，大学毕业生的起点工资却纹丝不动，然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话，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的。
对于像刘杨这些在城市里找工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国社会学家给出了一个新的名称：蚁族。这是形容他们人数极多（光在北京就至少有10万之众），而且他们往往栖身于那些拥挤不堪的住宅小区，干的是一份艰苦的工作，拿的是就连低薪工人都会犹豫再三的报酬。
北京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就像蚂蚁一样，他们聚居在一处，有时住在地下室，同时加班加点地拼命打工。」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不公平所造成的各种风险，也一直在设法将更多的发展资金吸引到诸如刘杨的故乡山西等内陆省份。在这些省份，由于十年前国有企业体制的废除，残留下一系列发展低迷的城市。
尽管中国政府作出各种努力，去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仍是农村居民的3.3倍。这样的差异──加上上海、天津及深圳等沿海城市惊人财富的诱惑──吸引着无数年轻大学毕业生奔赴「一线城市」。
「与北京相比，我在山西的家乡感觉像是仍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刘杨的同学、现年25岁的李旭东（Li Xudong，音译）说， 「如果我留在家乡的话，我的生活将会空虚无望，郁闷沮丧的。」 他的父亲是一名蔬菜小商贩。
虽然一些新近毕业生找到了成功之路，但许多毕业生正遭受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挑战和失望。他们的生活环境就像是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每周极度疲劳地工作六天的他们除了睡觉、吃饭和洗衣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
但是，许多新移民发现，令人更为沮丧的是那些单靠努力工作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的本科学位──其中许多是从日益增多的三级省立学校获得的──未能给他们在大城市中挣得多少尊重。
同时，作为农民或民工的子女，他们缺乏所谓的「关系」或人际关系这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润滑剂，而中国财富新贵及权贵的子女们却大可靠着「关系」铺平道路。
他们告别了在独生子女家庭庇护下的青春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很快就遇到了障碍──即所谓「户口制度」这一人口管理的官僚体制，户口制度使城市新移民无法享受大多由户口簿上合法注册的居民所享受的住房及医疗补贴以及其他福利待遇。
此外，还有一个人口变化趋势：中国年龄在20至25岁的年轻人现已增加到1.23亿，比四年前增加约1700万。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说：「中国确实提高了其劳动人口的素质，但在另一方面，就业竞争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
鉴于毕业生因供过于求而就业严重不足，彭先生建议年轻人要么转向更加实际的职业──比如护理和教书，要么重新调整他们的期望。"如果他们想花几年时间追求他们的发家致富的梦想，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羁绊太久的话，他们会发现自己等于在自寻烦恼，而且会造成社会问题"他说。
在刘杨，李旭东及另外三位朋友刚于七月来到北京不久，从大同大学毕业的袁磊（Yuan Lei，音译）便给他们的乐观情绪浇了第一盆冷水。袁磊比他们早几个月来北京实习，但目前仍然处于失业之中。
「如果你不是某位官员的儿子，或者你不是有钱人的后代，那么生活将会非常痛苦，」他一边对他们说，一边一起吃着六元钱一碗的面条，这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刚来首都的第一顿饭。
随着天色渐暗，街上人流便多了起来，那些从事接待员、收银员、销售员工作的年轻人纷纷下班回家，小袁同学带着他的这些朋友们来到一个阴湿的小巷里，爬上颤颤巍巍的楼梯，来到他的房间。这个房间约莫有一个大号床铺那么宽，他和其他几十位租客共用一个肮脏不堪的厕所，以及配有一个公用电炉的公用区。
看着这些情景，李旭东笑了。像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直到那一刻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父母娇惯、悉心呵护以及严格管制之中。「我准备到外面的世界来考验一下自己，」他说。
接下来五个月的考验超出了他或者其他几位同学的预料。几个星期以来，李旭东接连挤进人流如海的招聘会现场，但离开时总是两手空空。招聘人员对他说，他的金融学文凭不管用，因为他是一个「外地人」，而他们不会信任外地人处理现金或知道公司机密。
最终，他找到一份在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销售商品房的工作。但不到一个星期，他的雇主就否认了原先向他承诺的工资待遇，而且如果哪天未能引来潜在客户的话，他还要被处以罚金，他于是离开了那家中介公司。
最后，李旭东和他的那些朋友勉强接受了一家方便面公司的销售工作。结果，他们低至1200元人民币月薪的起始工资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完成高得离谱的销售业绩。他们穿着印有「老云雪菜牛肉面」的紫色高尔夫球衫，每天工作12个小时，天黑后回到家里就吃一碗方便面。
正值10月的一个晚上，李旭东坐在他的房间里说：「这不是我想要干的事情，但至少我有一份工作了。」这间房还装饰着以前租客留下的纸鹤，正对着通风道对面相隔60厘米的邻居房间。房间里唯一具有个人风格的东西，就是用胶带贴在房间前门「提高居住环境私密度」的一幅方便面海报。
由于当月他只销售了800箱方便面，比分派给他的销售目标少200箱，李旭东本就微薄的薪水遭受了重创。而鉴于冬季这个「吃面条高峰季节」的到来，他的老板刚刚将销售配额翻了一倍。
小李同学大声的说出了他的担忧：如果不能赚够钱在这里买房的话，他是否能娶到陪他来这里的高中恋人。现在的中国年轻男性普遍存在这些担忧，他们受到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及要求新郎为新娘提供住房这一文化的双面夹击。「我给自己两年时间吧，」他说，话语中声音逐渐变弱。
到了11月份，压力使其中两位同学放弃了在北京奋斗的打算，其中包括非常刚强的刘杨。自从离开方便面公司，而又没有找到工作之后，她终于放弃了北京，返回家乡。
这样，留下来的还有袁磊、李旭东以及他们两人的女友。在一次晚餐时，他们四人抱怨起了北京人的刻薄，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有他们那无聊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们都发誓要坚持下去。
「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更加尽兴地享受那段快乐无忧的时光，」小袁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