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参加媒体工作发表的第一篇人物稿是写郭美美，标题叫《洗不掉的“红字”》。
那时距离郭美美事件爆发大约已过了三个月，我收到郭美美的经纪人J某发来的短信，表示愿意安排采访，希望为郭美美澄清坊间传闻。经过权衡考虑，当时我供职的媒体决定接受邀约去采访她。
此前，J某已经为郭美美和其母郭登峰安排上郎咸平主持的《解码财商》，那是郭美美第一次公开的公关，却只给这对母女招致更多骂声。
采访当天，J某先到事先约好的咖啡厅。等人过程中，经纪人说郭美美冤，只要见到她就会知道，她还是个单纯的孩子。
半小时后，我见到了郭美美。她穿一件宽松的T恤和一条热裤走进来，头发披在肩上，虽然化了妆，但能看得出皮肤干净透亮。
她说自己刚和朋友聚会赶过来，似乎大多数时候也还沉浸在聚会中，不停地在回复信息。我试探性地和她聊天，她并不设防却也并不真的想澄清什么。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我和王军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是有男朋友的，这我的朋友都知道”
当问到豪车、奢侈品的来源，郭美美一副气不打一处来的语气，说玛莎拉蒂是生日礼物、有时候她和王军一起逛街，看到喜欢的包，王军就会买下来送给她。
“那些车和包包送给我就是我的了，我发微博招谁惹谁了？”郭美美说，骂她的人就是“酸葡萄”。
我几次问她，“也许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选择”。
她反驳我，说她性格如此，不能忍受冤屈。
我顺着她的情绪，希望问出她来北京前的经历，她也并不避讳，脱口而出自己家不是从小就有钱。尽管在郎咸平的节目里，其母郭登峰说她很早就靠炒股发了财。
更多时候，是经纪人截住郭美美的话，把主题拉回到正题上----郭美美要发专辑，郭美美要拍电影。
那次采访，我并没有完成预期的信息核证，也没有和郭美美进行单独的交流。
时间并不长的采访中，我确实感受到，郭美美虽然年龄和我所差不多，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却完全不同。
但她也很容易相信别人，她告诉我说，J某是因为同情才帮自己度过难关。这和J某告诉我，他选择为什么郭美美的原因一样，但他却回答不了我的追问，为什么同情郭美美，却还要让她不断在媒体中曝光。
那一次，有媒体和我采访到了相近的内容，发表了一篇人物专访，文中郭美美被描述为一个单纯稚嫩却因炫富遭受质疑的女孩儿。稿件刊发后，公众质疑其为郭美美洗白，重压之下该媒体公开道歉。
面对无解的真相，其他两家采访过郭美美的北京媒体选择了撤稿。
《新京报》执行总编王跃春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如果没有真相，好奇心与关注度是不是一种病毒？今晚毙稿，对不住记者编辑们的辛苦，我们的价值观不能被看不见的利益操纵，我们不能传播病毒。”
最终，我的成稿改变方向，以郭美美要进军娱乐圈所引发的关于社会底线争论为主线，甚至连郭美美的话都没用上几句。
稿子发表后，J某又发来短信，谴责我诽谤郭美美云云，不久后 J某因害怕被拖下水弃郭美美而去。此后，郭美美和J某再也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如今，王军说郭美美是一生的噩梦，算是终于给这段丑闻盖棺定论。
真相也在不断地逼近之中，而我却心有余悸，不敢在标题中郭美美的名字前附加任何定语。 （文/闫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