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杨德中的电话时，我在北郊木材厂，时间为1968年6月。他说派车接我到钓鱼台15号楼。我到后没几分钟，陈伯达从楼上下来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就让我回去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15号楼报到，我就算正式到陈伯达那里工作了。
“夫妻照”和社论的故事
我去那里是在陈伯达原来的秘书王保春调走以后。王保春离开是因为所谓“傅崇碧冲钓鱼台事件”。傅崇碧要到钓鱼台来，联系电话是王保春接的。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王保春哪有权利阻拦呢?傅崇碧进来以后惊动了江青，她火了：“是陈伯达秘书放进来的，写检查!”王保春第一次检查没通过。江青说：“这样的检查怎么能行?”回来又让陈伯达给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话，这才过关。这还不行，江青让把王保春调出办公室，这才又调我来。
陈伯达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和王文耀搞机要，厨师宋师傅，钓鱼台配的服务员李保平和张素花，还有司机老俞。
在那里的时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那时，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可据我观察，江青对陈伯达一点儿也不客气。有件事让我挺生气。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的厕所没写明男女。会议过程中，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青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看了看门上说：“这没有写女厕所啊?”江青更火了：“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很严肃，当面说陈伯达，旁边还有别人。陈伯达被江青训得还不如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陈伯达回来后很生气。我替他打抱不平，说我给主席打电话说说这事。陈伯达说：“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档子事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后，有一天江青高兴了，让秘书打电话，“叫伯达同志来照个相嘛。”陈伯达和江青俩人并排照了个相，就像咱们说的“夫妻相”。陈伯达当时就没意识到，我却觉得不大对头。大概过了两天，陈伯达到毛家湾去(叶群是陈伯达老乡，又是他学生，俩人谈得来。我觉得，叶群的处事方法和江青恰恰相反，江青让人害怕，叶群见人挺亲——假样也好真的也好)，俩人说起照相的事。叶群说：“你怎么敢跟江青照了个‘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么得了?”叶群说得很严肃。陈伯达一听也很紧张，对我说，“你是不是到新华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来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车去吧。”我照办了。陈伯达看照片后没有送回去，无影无踪了(肯定是陈伯达烧了)。我只得去跟图片社解释。陈伯达是他们的上级，图片社也不好说什么。第二天，江青去取照片没有取到，把图片社的人骂了一顿，说，“我送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给谁了?”工作人员说给陈伯达秘书了。这下可坏了，从那以后，我就躲得远远的，不敢让她看见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陈伯达也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江青。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有一次中央部级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参加。姚文元问我：“《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你送去的吧?”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社论题目叫《改造世界观》。那天晚上，为送稿件，陈伯达一连派我跑了八趟，我记得非常清楚。社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很重视这个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说：“你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能放大呢?”放大后还不行，说：“加杠。”就是社论全文加黑框。我说主席批的社论才加杠呢，陈伯达说：“让你加你就加嘛，给他们说加嘛。”加了还不行，说正文排成四号宋，加框，那时四号宋用得很少。最后，他终于说：“好，我睡觉了。”这时都早晨8点钟了。后来我琢磨，社论的第二自然段是谈样板戏，他要把这一段排到二版去——这才琢磨过来。江青把样板戏看得很重，陈伯达就故意把它排到第二版来降低影响。
庐山摔跟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我是惟一跟陈伯达上庐山的工作人员。当时，会议地点保密，陈伯达光说“上山”，“马列著作都给我带上，再带几本毛主席语录”。
会场一般我不去，就在住处值班。不开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看他，比如李雪峰、吴法宪，江青也去过一次。那是华北组六号简报出来以前，还互相来往呢。张春桥、姚文元好像没来过。他们来得少一点，开会时都互相见面的。
全会期间，有件和我有关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里，提到“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说：“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内容是：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1970年8月29日晚8：05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讲话出来以后，吴法宪他们提出要放林彪讲话录音。放录音后，各个小组讨论，陈伯达在华北组。小组讨论会我去了，待在会议室外面。他的讲话我没怎么听到，但是，汪东兴和陈毅的发言我听得清清楚楚。汪东兴讲：“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我们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答应!”陈伯达讲话也很激烈，说“我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现在有人反毛主席，谁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简报华北组弄得最快。实事求是讲，到主席发火为止，陈伯达还没有看到那期简报，也没有修改。这事出来以后，主席就召开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各小组组长了，华北组是李雪峰、郑维山(这都是被扩大的)，扩大以后就批评他们，批评得很严肃。陈伯达自己写的会议记录上，毛说他“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他回来后很不高兴，跟我说“主席批评了我”。我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因为这事就休会了。陈伯达就出去转，照了好多相。后来，会上有人批评他，“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检查自己，还游山玩水?”陈伯达受了批评，情绪不好。
这个事出来以后，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陈伯达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陈伯达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陈伯达先到江青那儿去，江青没让他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陈伯达又到康生那儿，康生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伯达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伯达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伯达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生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伯达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陈伯达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陈伯达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陈伯达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秋里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伯达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陈伯达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送个报纸。有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