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开展贸易和商务的枢纽，是亚太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然而随着1949年中共建政后，跨国公司和外国人几乎都离开上海，上海随即没落。
人们背后里议论，北京成为首都后，一直压制着上海的发展，拿走了上海大量的钱才导致上海难恢复“东方巴黎”辉煌。其实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个国家都没有发展，不单单是上海。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虽然破除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但仍未扫清文革遗毒，阶级斗争思想并没有从人们思想深处抹去，并且禁锢着人们。在经济领域，则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姓资与姓社问题。
1992年2月7日，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向南巡的邓小平介绍上海杨浦大桥规模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辞官后的邓小平在1990年1月21日至2月23日在上海迎来的第一个寒假。然而，他心里并不轻松。
此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1988年，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经济一片混乱。一年后的春天发生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六四事件，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惩罚。国际上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普遍陷入危机，共产主义大厦大有倾倒之势。
邓小平刚刚“退位”，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也心生畏惧和不安。如果这样的情况得不到遏止，自己虽然不会成为“亡国之君”，但也会成为“王朝末代君王”。
所以邓小平根本没有度假的心情，他认为共产党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才能重新赢得群众的支持。而党内的另外一个大佬陈云认为，这一切动荡的根源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1988年的通胀就是证据。之所以搞不好经济是因为市场的入侵，需要重新回归计划经济。
陈云在上海经济问题上享有特殊的权威，他不仅成长于上海的青浦地区，而且在党内一直负责经济方面，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然而邓小平偏偏从陈云的势力范围上海出发，发起这场斗争。
邓小平这次度假来到上海和当地负责人讨论开发浦东的大项目。这块区域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并且在黄金水道长江的入海口，地理位置可谓是得天独厚。然而当时未开发的浦东还是农村，经济占上海的比重为8%，而如今繁华的陆家嘴地区当时基本为简陋住房组成的棚户区。上海市民中广泛流传有这样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浦东建经济特区，发展市场经济，这是陈云不愿意看到的。作为一个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他认为邓小平的市场经济将会让这些资本主义的“幽灵”死灰复燃。但此时已经邓小平已经不容陈云等计划经济派的半点迟疑，在度假期间的他直接放出话来：“上海的发展已落后于广东。”这句话明显是对陈云反对开放上海的不满。
在1990年底的七中全会上，中共要讨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草案。邓小平对新一届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人反复重申，经济放缓和停滞会变成政治问题，只有放弃陈云那套经济政策才会避免重蹈苏东覆辙。但此时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仍占据上风，邓小平的劝说没有起多大作用。
会后的邓小平仍不甘心，1991年的年初，他再次来到上海。上海当地的干部希望上海得到发展并且赶上广东，所以纷纷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市场经济。邓小平也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调到中央做副总理，换取更多的支持。
3月和4月期间，解放日报在上海高层的授意下，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整理出四篇文章，署名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皇甫平”，既有黄浦评论之意，也有辅佐邓小平之内涵。邓小平通过这个平台，充分阐述他的市场经济观点。皇甫平在第一篇文章中，批评了“一些同志把市场当成资本主义”的说法。文章中说，计划和市场只是利用资源的两种不同方式，并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签。
斗争一触即发。陈云的保守派这边首先派出代言人，国务院总理李鹏向邓小平发难。他公开批评了皇甫平的文章，他说这些文章容易让人错误的认为北京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中宣部下属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批判也纷至沓来，左王邓力群在1991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更为尖锐的发出警告，阶级斗争将很尖锐，存在着“和平演变”的风险。
这场姓资姓社的大讨论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检验真理问题标准的讨论，真正的让市场经济在人们心中竖立起来。之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使反对市场经济的人们改变思乡，转而支持邓小平，让邓小平最终取得了这场争斗的胜利，虽然这也暴露了当时中共党内陈邓矛盾的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