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召开。在与会众多“大咖”中，马云似乎是“大咖”中的“重量级人物”。马云曾被中国称为“最富有的人”，却也被媒体戏谑的称为，是站在假货上的富商。淘宝不但让大多数中国网民变成了“剁手党”，也让阿里变成了“假货帝国”。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17日发布年度“恶名市场名单”，该名单一直致力于协助有关机构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尽管该机构最终并未把阿里巴巴列入名单，但其对阿里巴巴发出了“严厉警告”，称接下来一年将对阿里巴巴就打击盗版和应对投诉所做的努力及任何改善的迹象进行监测。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2月18日报道，名列这份“恶名市场”名单的中国实体商场包括中国的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批发市场、深圳罗湖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而被点名的全球实体商场总共17家。
管还是不管，这是个问题
“恶名市场”名单每年由USTR从销售盗版商品的线上和线下平台中评选，以规范市场，保护品牌、专利拥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为目的。
今年，USTR的报告显示，“根据投诉人的反馈，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程序太慢，且缺乏透明度。”贸易代表办公室呼吁阿里巴巴简化程序方便顾客提出申诉，并要求其强化执行力，推进假冒伪劣产品下架，加快对售假卖家征收罚款。
不约而同的，马云在北京时间18日的互联网大会上也表示，“以前我特反对管，但是今天出现了假货，欺诈，人家说你管理不严，所以还是需要管理。”
“假货是全球电商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正竭尽全力解决并与之斗争，”阿里巴巴在给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集团将“继续与有关政府、品牌和销售商一道努力，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货，维护市场的诚信。”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美方明年将监督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和受理投诉方面是否有所改善。
阿里巴巴假货事件近来不断发酵。今年11月23日出版的福布斯杂志，封面标题为《无法阻挡：他的两千亿帝国建立在假货之巅，没有人可以对此做什么》，文中称，“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平台充斥着海量的假冒伪劣商品，来自名牌厂商，中国政府或美国的压力都对此束手无策。”“在这个社会契约的中心，是一个未公开承认的事实：阿里巴巴的不可摧毁，实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建立在违法的假冒货品之上。”
今年5月，开云集团(KeringSA)旗下多个奢侈品品牌在不到一年时间第二次向阿里提出诉讼，诉讼称，阿里及其关联实体为造假者“提供了在线平台广告以及其它所需要的必要服务”。开云集团旗下的奢侈品品牌包括Gucci和YSL等。
而在福布斯的报道中，马云对此的回应是“我宁可输掉这场官司，宁可赔钱”，“但我们会赢得尊严和尊重”。
今年10月，美国服装鞋业协会曾要求USTR重新将淘宝列入黑名单。而USTR并没有这么做。不过阿里巴巴还是受到警告。
在今年10月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马云曾表示，阿里也是假货的受害者。假货是阿里之痛，也是中国经济之痛。
“我们的投诉率是八十六万分之一，远远低于线下实体店。而且在我们这，只要你买到了假货，一定可以解决，退货，赔偿，卖家封店。我们每年投入几个亿用于监控假货卖家，这些手段是有效的。”马云说。
路透社对于马云这种似管非管的态度，评论称，中国电商巨擘阿里巴巴(BABA.N)未被美国列入出售假货的黑名单，在该公司努力游说以避免被列入名单后，这对阿里巴巴来说是个胜利。
也有报道指出，阿里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假货天堂。出现这种指责的原因，并不在于阿里对待假货不作为，而是阿里的努力，和阿里平台上现有的海量假货相比，完全不能让品牌厂商满意。
中国不管？管了也没用！
阿里假货猖獗消息已经传到美国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刘红亮司长中国怎可能不知情，其实，中国政府也对阿里假货多有管理，但成效不大。
今年1月初，中国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就对阿里“发难”，连夜发出了原本是内部文件的《白皮书》，措辞强硬——阿里巴巴集团对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的违法经营行为，长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长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以致养痈成患，不仅使自身面临成立以来的最大诚信危机，也对其他网络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产生不良示范影响。
这份白皮书直指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的五大突出问题：主体准入把关不严、对商品信息审查不力、销售行为管理混乱、信用评价存有缺陷、内部工作人员管控不严，并对阿里巴巴集团提出相关工作要求。
《白皮书》一出，淘宝立刻喊话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刘红亮司长“别吹黑哨”。后由于中国工商总局的强硬态度，淘宝宣布，即时成立由300人组成的“打假特战营”，结束了这场“斗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指出，工商部门和淘宝只有加强合作，一起监督，才能让中国电商的摆脱“假货多”。
不过，对于中国工商总局对于阿里的管理，许多网友还是认为，“管的太少，只喊话，没有意义！”
西方的弱反应助长中国造假者？
美联社上周的一份调查报告揭露了中国打假行业内存在的系统性欺诈。跨国大公司无视实际问题，不知不觉地出钱给自己就制假售假的调查人员。
受访的十多名律师、执法官员和私家侦探认为，西方公司对（中国的）造假问题负有责任，因为许多公司纵容了一种助长普遍欺诈的体系。他们把遭遇假货视为在中国做生意要付出的小代价。很少会拿出必要的钱去对付驱动中国庞大造假产业的强大、隐秘的网络。也很少有公司愿意公开谈论该问题。
大多数企业把打假业务外包给按量计酬的调查人员。这意味着查案越多钱就越多，在这个本就缺少监管的行业，这就造成欺诈的强烈动机。这些律师坚信，固定薪金制能打破计件给酬的破坏性习惯。
西门子公司首席知识产权顾问比亚特·魏贝尔表示，查假货可能一年花掉数十万。而在中国打3到5宗刑事诉讼案，花费就能到几百万。这是大多数企业盲目出钱给调查人员查假货的一大原因。这种做法加剧了欺诈循环。“一切都由天真或愚蠢的西方企业埋单，他们以为靠这种做法会真正解决问题”，魏贝尔如是说。
“（在华的）西方大公司未能更好地对付欺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损失问题。这还造成危险的假货更容易流入全球供应链。”亚特·魏贝尔说。
美国ABC新闻网报道称，律师历克斯·希尔称，有一次他对一个伪造丰田汽车零部件的人进行起诉，有一天，一个信封被交到他办公桌上，里面装满钱，来自于他揭发的伪造丰田汽车零部件的人，这是受雇于希尔、协助调查假货的律师交给他的。
希尔认为，调查人员会由于这些利益开始动摇，就像现在西方社会委托打假人员到中国打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