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近古稀，刚刚过完六十八岁的生日，旋即被卷入政治风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就是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的。这十年，“保持晚节”成了周恩来的口头禅，却到头来没有保住晚节。
晚年周恩来
“保持晚节”的表白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口头禅。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态，是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带有明显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后的是非对错如何，总是先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自延安整风以后，这已成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准则。
在文革前夕密云下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大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像罗瑞卿的问题，周恩来就看出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当深感委屈的罗瑞卿要求见毛、林一面，当面把问题解释清楚时，他就给挡了下来。但罗不知就里，仍然执意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周本人也在电话上急了起来，大声说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在意识到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周恩来行事十分小心，处处谨言慎行，在政治上采取远事避祸的态度，继续埋头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尽量避免过问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风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深文周纳，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这样一来，周恩来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从此卷入文革的旋涡之中，并且越陷越深。从一开始，他便面临著两难的处境。从内心来说，他并不赞成姚文元文章中过火的政治批判，清楚这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搞法只会伤害知识分子，造成学术界的思想混乱，令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这个问题上，他更倾向于执行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独左，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学术问题。同样，在治国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届人大宣布的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年搞政治运动。
然而，毛命难违，周恩来既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整人的厉害手段，不敢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早已习惯于顺从毛的意志，凡事听命于毛。自延安整风以后，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对毛不可动摇的信仰，把他看作是个人、全党乃王整个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这已成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两难之中，善于调和矛盾的周恩来采取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博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同时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批判运动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麻痹对手，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党的工作开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关门打狗”的局面。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取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日两党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简报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毛称此举是当作“挑战策略”的t(L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l：，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彻底关闭了中苏之间仅有的对话大门。
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并针对中宣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该部因鼓吹推行”包产到户“而被撤销-一作者注)!
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只好暂时作罢。
散会后，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一直在一旁观风的康生趁机奏了彭真一本，给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毛泽东提供了炮弹。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说服党内多数人相信彭真等人确实正在阴谋反对他本人，”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来彻底摧毁他们。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定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平心而论，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唯我独革，不能容人的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氏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计较，长期以来，还是一直把彭作为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不无感触地提起这一点。
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土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
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抛出彭真的决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这时再为彭真讲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因为毛在这次严厉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点了周的名，说：“周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尽管周恩来此时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对局势的发展也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有一个信条支配着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着毛泽东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节。这是自延安整风以后，他始终恪守的政治准则。此外，毛的政治谋略、驾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脾性，在党内都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任何企图与毛泽东硬顶的作法，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对这一点，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
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一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相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回家检讨休息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不仅如址，周恩来的表态对不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力的牵制。纵使他们有心对彭真援之以手，也会囿党内力量对比的形势而感到孤掌难鸣，况且他们目前远离京城，鞭长莫及，等他们回来以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禝”的一幕了。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籼慨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放手大干。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睛之笔，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产”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也很重，给与会者不小的思想触动。同时，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的政治心态，成为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内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周恩来还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他表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保持晚节”问题本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不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这一武器，专门用来对付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他在各种场合提醒党内老同志要保持“无产阶级晚节”，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甚至还刻意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经据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强调一个人保持晚节是最难的。文革前夕，毛更进一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这种敲打，在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人们纷纷以此来自律自勉，唯恐在跟着毛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己的晚节。像军中老帅叶剑英就在批罗瑞卿的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
不过，要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对此受触动最大的还数周恩来。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内心深处对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远在一般人之上。实际上，自延安整风以后，周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事君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尽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庆谈判时，周忙里忙外，除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外，还充当了毛的“大警卫员”，对毛照料得无微不至。
中共建政以后，周恩来更是身体力行。而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国以后，更是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在中共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以封建君臣关系来顺从迎合毛，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应该说，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把它在党内宅于一尊，开了恶劣的风气之先。其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带头大搞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推波助澜，周恩来也难辞其咎，在这方面是带了头的，把对毛尽忠守分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林、周两人这样做，虽说都有在政治上韬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两面手法，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而周则更多的是诚心信守，身体力行。
对此，周恩来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忠于毛泽东，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毛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饱受屈辱和挫败的中国人为了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因此，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乃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么愚忠。
更何况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一生理想和事业的旗帜，正是在毛的领导下，才成就了革命大业，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显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因此，忠于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诸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等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最高的体现。
另一方面，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这既与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有关，在革命的队伍中并非“根正苗红”，同时也和他在二十年代那段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分不开。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干部的标准，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本来就属于大节己亏，如果再在历史上反对过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对此，周的内心一直深自愧悔，引为终生教训：大节既亏，晚节岂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谨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以求补过。对毛则更是低首下心，隐忍屈从，唯恐一误而再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保持革命晚节”，正好切中周恩来的心病，让他怵然惕厉。况且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半个月前，毛在提出“剥笋”政策的那次与外宾的谈话中，又当着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时期挨王明路线整的那段经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并意在言外地说：“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我有群众。”
无论毛泽东此举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来，他却宁可这样理解，并把它看做是毛在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对他政治态度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正因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意选择了“保持晚节”这个题目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表态。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错误和罪恶”“，心情沉重地说：“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态，特别是“保持晚节”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断地讲(周恩来插话：也还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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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他反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周恩来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不过确实是周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然，这种内心表白也带有某种政治防身术的作用，隐含了对翻覆无常的毛的顺守之道。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和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而愈发明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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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守哲学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这实际上也是周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卷入文革狂潮后，周采取顺守哲学，既不硬顶，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其中，因势利导，做“革命的弄潮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老于权谋的毛并不急于与刘上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共建政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
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故意滞留外地，远离京城，当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间作逍遥游，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毛在这期间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诗中所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之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表态，反而还欲擒放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势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争斗“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譬如，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但当毛随后决定将其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又如，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不过有意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姿态，让刘、邓两人唱主角。这多半是和他已经开始发觉政治气氛诡异，充满了不祥之兆有关。所以当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迟的访问罗马尼亚的报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并报送毛泽东审批。显然，他此刻不愿久留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以免被卷入其中。访罗便是一个暂时的脱身之机。
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如果要换成刘少奇的话，恐怕就另当别论了。毛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对周的格外关照，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层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价值。况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一通过“天下六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下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一-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北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的表态，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这里，有一个场面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以及毛泽东所作出的反应。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
周恩来虽然也谈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强调的是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训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拒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下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意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下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随侍一旁。毛下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突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下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应该指出，李志绥的记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刘少奇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是邓小下、周恩来说的，而且其中的个别用语也带有个人好恶的色彩，但他对这一场面的记述却是真实生动的，特别是末尾一段更是这一历史插曲中的神来之笔。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定，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居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散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毛泽东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的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六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把五十多名干部，专家、教授揪上“斗鬼台”，“斩妖台”的乱打乱斗事件。事后，北大工作组处理了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提议将此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转发全国，并为中央起草了转发的按语。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中共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来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途叵测，又加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就改，说：“跟着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內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干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情况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他顶不住邓，陶铸为人厉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帝，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大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闹得太僵。
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下想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