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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容:中共嘲讽日韩防疫 倒打一耙为党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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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爆发后,日本、韩国和美国都向中国提供了大批援助。1月30日,韩国外交部表示,决定向中国紧急提供价值达500万美元的防疫物资,其中一部分于30日晚通过包机运至武汉。截至2月1日,15家韩企向中国捐助现金6350万元、物资折价2576万元。然而,当韩国陷入从中国传来的病毒感染时,中共却为了突出它的“伟光正”而大肆讥讽韩国制度,“抄考卷”之言辞不仅低劣,简直是冷血的。

图为防疫人员在韩国首尔传统市场进行消毒

近日,新冠病毒肺炎在韩国、日本等地的病例上升,引发各界关注。中共媒体对此的反应主要包括三方面:嘲讽韩日应对疫情不力,抨击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的医疗体系,渲染中共制度的“优势”。有韩国媒体评论指出,病毒来自大陆,中共是在倒打一耙。

2月24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社论,将韩国、日本、伊朗等国划入“新冠病毒迅速扩散国”,称“这些国家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滞后,令人担忧。中国迅速动员了4万多名医疗人员支援武汉和湖北省,如果其它国家出现‘第二个武汉’,将很难像中国一样采取措施。”

同一天,“今日头条”在介绍韩国新冠病毒扩散情况时称:“中国没有准备就参加了考试,韩国抄(中国的)试卷,但结果却相反。”该文下面有“韩国要尽快学习中国的经验”之类的留言。

以上评述尽显中共文宣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厚脸皮,且存在与事实不符的严重漏洞。

中共是毫无准备吗?

17年前,萨斯即从中国爆出,当年官方隐瞒疫情,受到世卫组织的批评,几名官员下台。自2004年后,中共花费三千万元,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号称任何一个传染病病例,从县卫生院一级直达北京的疾控中心,只要4个小时。这是中国在防疫上具备的硬件基础。

另外,据网民翻出的陆媒报导,去年4月25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和武汉军运会医疗卫生指挥部曾组织过一次“军运会省市联合卫生应急演练”,以“军运会期间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为背景处理“疫情”,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急救中心等单位参与演习。此活动与8个月后的新冠病毒“袭击”高度吻合,按理说,经过这番排练,武汉和湖北卫生部门不应在“实战”时感到生疏。

可是,中共各级官员和卫生部门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却表现出拖沓、隐瞒、措手不及、互相推诿,令人错愕和难以理解。之后,武汉草率封城,城内民众不断发出有病无床位、有病不确诊、医院急需防护用具的呼救和求援,令世界震惊。在这期间,中共官方发布的病例和死亡数据与实际情况和科学分析对不上号,更令人质疑。

所有这些乱象,皆出自一个经历过类似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国度,显然,高规格的硬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部署周密的演习放了空炮,民众的健康再次被牺牲。

中共把4万多医护人员调至武汉,只能说明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超乎想像。另一方面,假如病毒在其它省份迅速扩散,那些地区将面临医护严重不足的局面,当局是否又要把人马转移到新阵地去呢?这种做法根本不值得效仿,中共却说别的国家“做不到”,难道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可见,一场萨斯并未让中共接受教训。不变的是:维稳至上。当年,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真相的蒋彦永医生自2004年起被禁止接受外媒采访,被禁止出国,甚至连去香港也不被准许。今次,李文亮等8名最先预警者统统遭到公安训诫。事实证明,这八人说的全是真情,但是,错误的惩罚未被撤回,办错事的警察未被追责。真正传谣的媒体依然在散布假新闻。这样的体制有何“优势”可言?

赵志坚为何不正面回答问题?

2月25日,韩国外长康京和表示,初步认为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因担心2019冠状病毒疾病扩散而强制隔离从韩国入境的人员是防疫过当。2月26日,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一些地区对从日韩入境的人员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有观点认为中方反应过度。

中共发言人赵立坚称:“近期一些国家为加强疫情防控,针对人员出入境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主要出发点大都是维护本国和外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大家都应该能理解。”

赵立坚为何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因为1月31日,中共发言人批评美国撤侨,中共外长批评一些国家“反应过度”,“不符合世卫组织的建议”。此外,中共官媒也称外国停航和限制中国旅客入境“不必要”。2月12日,中国民航局国际司司长梁楠称,“一些国家采取了过度反应措施,例如要求暂停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或是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梁楠还说,民航局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尽早取消相关限制措施。

中共为了自己的面子和经济利益,批评其它国家保护国民的管控手段,而对它自己出台的一刀切的强制隔离措施,发言人却称“应该能理解”。这不是中共经常扣在别人头上的“双重标准”吗?

混淆视听的歪理

武汉疫情激起了民愤,中共面对强大的国内外舆论压力,太多的事实令其无法辩驳。但是,中共不思悔改,更不会谢罪、道歉。反之,政法委和中宣部动员喉舌为党漂白。大量官媒重复着赤裸裸的党八股,也有文章以非官方角色发言,实际上变相推销“制度自信”。

例如,“大树维维安”在评论韩国、日本的抗疫局面时,批评韩日政府“动员力”不足,强调中国人的“团结”:“响应国家号召,不搞集会,不搞抗议,全民戴口罩,严格隔离。甚至为了关键的疫情攻坚战,连‘战时动员’都能执行到位。”

这几句凸显作者的用意:维稳!真相是什么?在疫情出现一个月后,武汉许多单位的领导仍禁止员工戴口罩。百步亭社区工作人员曾提出停办本届“万家宴”,上级却为了党的样板工作而不予批准,结果造成百步亭感染严重。所谓“战时动员”演变成暴力执法,掀桌子、游街示众等闹剧频出,“执行到位”靠的是压迫民众、侵犯人权,这些不是功劳,是罪过。

文章还称,“我们丢了武汉,丢了湖北,却可以出动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医疗力量从疫魔手中‘抢’回来,我们还腾出手中拮据的钱袋子,发动全民物资捐赠,最大化帮助湖北大后方的人民群众解决‘近渴’。这一点,韩国,日本,甚至是弹丸之地新加坡,以‘民众素质’‘团结精神’著称的发达国家,哪一个做到了?”

试问,中共为什么“丢了武汉”,又“丢了湖北”?通过反人道的封城举措,将几千万人困在家中,不提供足够的医疗和生活补给,这是政府的无能、无德。再者,中共有什么资格发动全民物资捐赠?当局对外慷慨撒币,连续举办耗资上百亿、数十亿的“世界”大会,贪官满屋金条、家藏成吨现金,“钱袋子”怎会拮据?如此富有的政府,竟然把外地捐赠的蔬菜和口罩卖给武汉市民,再发一笔国难财。凡此种种,令有道德、有底线的人难以接受。

因此,其它国家不会这样做,他们不会放弃“武汉”、“湖北”,不可能也不敢以成千上万的百姓生命为代价来隐瞒真相、操控数据。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他国,从上到下的政府官员早就下台了。

结语

武汉疫情爆发后,日本、韩国和美国都向中国提供了大批援助。1月30日,韩国外交部表示,决定向中国紧急提供价值达500万美元的防疫物资,其中一部分于30日晚通过包机运至武汉。截至2月1日,15家韩企向中国捐助现金6350万元、物资折价2576万元。

然而,当韩国陷入从中国传来的病毒感染时,中共却为了突出它的“伟光正”而大肆讥讽韩国制度,“抄考卷”之言辞不仅低劣,简直是冷血的。中共从不放弃任何打击别人、美化自己的机会,它不知感恩,毫无廉耻。与这个政党走近、拥抱,甚至和它结成“命运共同体”,回报是什么?

目前,中共官媒和五毛在国内外一起鼓噪,配合当局把天灾人祸转化为对党的赞美。此类肮脏的颂歌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血和泪。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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