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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富商:所谓内卷 不过是势利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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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一个词——内卷。

《说文解字》:“卷,膝曲也”。曲膝而跪的样子。如果由我给内卷一个名词解释,我就会采用这个最原始的意思。

所谓内卷,就是大家都跪着。

所有人都跪倒在同一片土地,都对着同一个方向跪下。

对于内卷,很多人给出各自的定义,还举了一些很鲜明的例子。

内卷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什么“非自愿竞争”,所有人都是自愿的,根本没有谁是不自愿的。

任何一个996大企业,都是一大堆人抢著去竞争工作岗位,绝不是被枪指著脑袋被迫去求职,更不是民国时代抓壮丁一样用铁链绳子捆绑着你去阿里巴巴或腾讯上班。

有些小孩子读书是被迫的,这是事实。不仅有义务教育法,爹妈还可以用各种方式逼孩子。如果给孩子自由选择,大多数孩子绝不会选择做这么多题目,上这么多课外补习班。他们会选择夏山学校,而不是那些鸡娃学校。

家长自己受不了焦虑,逼着孩子努力读书。看到孩子坐在那里做题,看到他一路进名校,家长的焦虑才会稍微缓解。

以前的中国孩子读书不需要那么辛苦。

我小时候,每逢开学前几天,学校老师要到村里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上学。小学一年级一个班45人,到了4年级只剩下13人。因为村里人普遍认为:孩子读书三年就够了,会写信,看得懂报纸,菜场卖菜会算账,就够用了。

村民为什么不让孩子多几年书?

村民说:多读书干啥,你们学校老师一个个都读书不少,还不是一个个穷困潦倒?城里的孩子读书那么多,还不是上山下乡当农民种地?陈景润读书那么多,日子过得比农民还苦。

孩子早几年干活做生意挣钱,比读书合算。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人的观点。

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候有一句顺口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好时代,一个人卖茶叶蛋、开理发店就可以挣钱比精英更多。这难道不是好事么。搞导弹的也可以下班后继续卖茶叶蛋啊。

当时流行“停薪留职”和“下海”。大量公务员放弃部门的工作,摆地摊,创业经商,或者到私营企业打工。没有什么阶级固化,更没有胜者通吃,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突然发财,也可能突然间一夜破产。

在业余无线电通讯中,有一条基本道德规范:用尽可能小的发射功率通联。功率越大,就会干扰更远处的人。如果你加大功率,其他被你干扰的人也被迫加大功率,结果就是无论功率多大,依然是大家互相干扰,谁也听不清。

如果太多电台发生干扰怎么办?不是比拼谁的功率大,而是主动改变频率,到别的频点去。

如果整个频段都挤满了怎么办?那就开拓新的频率,比如短波段很容易挤满,那就到VHF/UHF/微波段去玩。这些频段都只能传

社会竞争也一样。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在同样的维度竞争,最后是大家都累死,却没有效益。

商家打价格战,结果是大家都破产。若是做成差异化,各自服务不同的客群,就可以多方受益。

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因为人人都懂得这些道理,而改变内卷的困境。

在中国,为何会形成全社会强烈的内卷现象?

因为阶级梯度。

在一个阶级梯度明显的社会,一个人只要从属于较高阶级,就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好处。高层阶级可以胜者通吃。

甚至“社会福利”,都被较高阶级占据。

社会调节系统有二种,一种是负反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另一种是正反馈系统——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在负反馈社会,福利是照顾底层的,比如给贫困户医疗减免,给低学历和低劳动技能者生活补贴。各种好处都首先照顾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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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以及大多数中国大城市,院士、教授和博士,可以享受巨额的买房补贴和安家费。有几亿身家的企业家,可以享受地方给企业家的特殊补贴。作为富人奢侈品的特斯拉汽车,不仅工厂可以享受上海一千亩地的免费厂房和几百亿的低息贷款,每个买车的人还可以享受几万元的新能源车补贴,以及免费得到价值十几万的上海车牌。而底层人日常上下班的二轮电动车和二轮摩托车,不仅没有丝毫补贴,在很多地方甚至被限制禁止。

在正反馈社会,地位越高,得到的好处越多。一旦阶级下跌一二个阶层,无论干什么事都会困难重重。稍不努力,阶级下跌,立即成为歧视链低端的人。

在这样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不是在发展自己的特长、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满足自己的兴趣,而是在竞争阶级地位。

什么样的大学出来有地位,就读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容易挣钱,就读什么专业。

内卷的主要原因,是阶级地位的激烈竞争成为唯一的主流。

政府部门有一种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坐在那里校对一下别人递交上来的几样东西是否和列表上的一样,然后盖个印章,写个收据,类似于邮局和快递员那种。理论上讲,完成这项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读过三年小学的人都可以胜任。

但是,这样的工作会有几十人上百人去竞争。去报考的不仅有名校本科生,还会有硕士。

即便这份工作完全用不到他们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甚至不需要初中的知识,但是它代表一种阶级身份,比在福建晋江某个鞋厂流水线工人地位要高很多——虽然二者的工作性质和能力要求并没有啥区别。

即便干的工作并无区别,但是全社会都会指望自己的孩子在政府办公楼里盖印章写收据,而不是在晋江鞋厂流水线上盖合格印章、贴QC标签。

所谓内卷,就是一大群人寒窗苦读16年或更久,再花2年时间考公务员,就为了取得那份只需要小学三年级水平的简单工作——我敢说,我那些读完三年就退学的小学同学都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如果竞争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或许那些拥有硕士和学士学位的人会去做送外卖和快递的工作。

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可以发挥自己专业优势的工作?

没有哪个企业不想招人才。私营企业主做梦都想找到几个人才,打造出高端的产品,创造出一个大品牌来。但是,很遗憾,大多数人只是拥有学历和学位而已,真正需要他们做需要技术含量和高智商的工作,他们做不了。

他们找不到工资更高的工作,是因为即便在他们本专业领域,也创造不出比当快递员更高的价值。

老板是只会算利润的:雇佣你,创造的利润如果不能超过工资成本,就不会雇佣你。

诸位若是翻开族谱,看到的都是记录祖先丰功伟绩的事。祠堂里供的,大多数当大官的祖先。很少会在族谱里记载这样的事:第xx代祖先非常幽默有趣。

翻开史书,都是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事。

即便是校庆,你看到的也是一大群知名校友的宣传:当大官、发大财、有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拿xxx特殊津贴……

至于那些阶级地位低的校友,都不好意思参加同学会。

这么多年过去了,势利依然没变。阶级地位的敏感性甚至演变出知乎风格的自我介绍:本人毕业于中国前10的大学,本校专业排名全国前3,如今在阿里巴巴级别P8……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摆地摊、做深圳流水线工人收入比公务员高几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大批公务员纷纷辞职下海去工厂打工或摆地摊的日子,更是遥远得像历史神话故事。

价值多元的社会,可以减少内卷。

所谓价值多元,是多种思想都是被容忍的,各种生活方式都被接纳赞赏,每个人都创造自己喜欢创造的,每个人都享受自己的成功喜悦,成功不再被定义为阶级地位,而是自我欣赏和自我实现。

我曾在新加坡遇到一个日本流浪艺人,他的理想是当艺人走遍各国,于是他辞去大公司的管理职位,钻研和发明各种奇怪乐器,在全球各地摆地摊流浪卖艺。他说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在新加坡是懂他音乐最多、认同他生活方式最多的国家,所以他多次来新加坡。

看似严谨而传统的新加坡人,非常能理解多元价值的理念。

在新加坡的大学里,有一点与中国、美国有所区别:所有的专业里都有全A的高分学生,而不是优秀生只会去那些“有前途”的少数专业。

在新加坡之类的国家,种族多元,信仰多元,文化多元,即便是同一个班级的小学生,也可能说七、八种不同的语言,五、六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从小看各种语言的互联网,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多元的价值观。

一个淡化阶级的社会,才可以减少内卷。否则阶级会成为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力量,一切内卷都为了阶级竞争。

没有人因为你毕业于全国排名前2的学校而把恭维你,没有人因为你是大官而对你点头哈腰,校庆会上不再有“著名校友”的展览橱窗,代之一“为校庆做义工者名录”。

地方政府再不会有“引入人才补助基金”,因为既然是人才,本来挣钱就比普通人容易,干啥还要给你钱?企业若是引入人才,本来就是得到好处,为啥还要再拿额外补助?至于“人才住房计划”,更成为一种笑话。那时候只有“弱势群体廉租房”,那些低学历、找不到工作、经常失业的底层人,才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医院的住院,也只给住愿意住十六人一间的廉价病房的穷人。住VIP病房的人连医保都不能报销,只能完全自费。所有人的公积金、社保医保都完全平等。任何人都可以买任何地方的房子,也可以考到全国任何一个学校去读书,而不受户口和学区房的限制。

若一个人炫耀自己的金钱、身份和地位,会被视为毫无教养的鄙俗人,成为大众歧视链的下端。

或许,那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阶级压力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各种追求,更追求内心的信仰和乐趣,才会逃离内卷困境。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南洋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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