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中译本《世纪大瘟疫后的变与不变：西班牙流感的历史借镜》）中，Laura Spinney回顾了上个世纪初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原书名中的“白色骑士”典出圣经启示录，指的是末世天启四骑士中的瘟疫骑士，也是致敬Katherine Anne Porter的西班牙流感回忆录Pale Horse, Pale Rider。
西班牙女郎被遗忘与不可说的死亡之舞
这场流感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数从保守估计的两千万，到五千万甚至上亿的数字不等，这数字甚至尚未计入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国家。因这场大疫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是上亿的数字，则超过两次大战总和。可是，Laura Spinney指出，如果被问到20世纪最大的灾难是什么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回答西班牙流感。
有人宣称西班牙流感其实是鼠疫，源于在船舱中为协约国做后勤工作的中国工人；有人坚持西班牙流感是人造病毒所致，由德国潜艇从沿海释放，虽然很难解释为什么德军要释放一个导致自己的精锐部队在西线战场战败的病毒。而这类种族歧视与阴谋论故事看来也没有在百年之后绝迹。
欧洲人以“西班牙女郎”来称呼这场流感。一方面是西班牙的自我解嘲，西班牙民间传说少女如因情而亡，死后会化为厉鬼报复，这场流感犹如报复的厉鬼；这个称呼另一方面也带有厌女的味道：它暗示流感宛如不拒绝任何恩客的妓女。
被西班牙女郎看上，因此或死或伤的名人们，包括社会学家韦伯与犹太思想家Martin Buber，彼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据信也是因为在访欧期间感染病毒所致；另一位知名患者是时任海军副部长的小罗斯福总统，当他从欧洲战场返回纽约时，甚至虚弱到必须用担架抬下船。其他诸如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印度圣雄甘地与德皇威廉二世都没有逃过“西班牙女郎”的复仇之舞。
不过，这场堪称世纪初的黑死病，在人类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得到的关注却远远低于两次世界大战。其实，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使用“流感”（influenza）这个词以来，类似的大规模疫情已经至少发生了30多次，只是我们的现代世界都在“后疫情时代”迅速回复了常态。对于这类大流感瘟疫，人类显然是健忘的。
不过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报告就已经严正警告，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传染力极强，致死率极高的呼吸道病原体，造成五千万到八千万人感染死亡，报告最后说“我们总是在疫情爆发时深陷恐慌焦虑，疫情过后却又松懈无所作为”。
可是，早在SARS风暴之后的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会议就曾预测未来“会出现疫情全球大流行，规模如同千万人以上死亡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而疫情“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造成全球旅游和贸易停顿，各国政府将动用巨额资源，用在医疗崩溃的卫生部门上”。卡缪的先见之明是瘟疫或许难料，但绝对避不过，但焦虑与松懈的恶性循环，却让我们的应对，始终为时已晚，始终追不上病毒的进化速度。
而Laura Spinney一书的洞见之一在于，刻意压抑流感记忆似乎是人类共同体的本能。佛洛伊德委婉承认因为流感的死亡是无法哀悼的，他很后来才勉强承认爱女因为流感的无常死亡确实是他构思“向死本能”的驱力之一，她那时怀孕在身，而孕妇正是西班牙女郎特别青睐的族群之一。
对流感的伤痛记忆是不可说的，人类出于某种本能不愿直接言说它，于是它就只能以艾略特诗句中“穿着西班牙斗蓬的人”，或者鲁迅“血馒头”所意欲治疗的肺痨这类隐晦的方式存在。
比病毒更致命的社会隔离
而流感瘟疫中死伤数字与关注程度之间不成比例的落差，也反映了我们评价生命与死亡价值的框架。战争被认为是人类的历史悲剧，战争所造成的死伤牺牲因此具有某种高贵意涵，值得被纪念与述说；可是，因为瘟疫而死的生命，却不值得得到这样的关注。我们喜欢用战争的意象来比喻抗疫，可是我们很少认为被迫用肉体对抗病毒的染病者是英勇的战士，甚至，在目前欧洲因为疫情而死灰复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本来就应该被淘汰的生命。
对公众来说，流感病毒似乎不像埃博拉或兹卡病毒那样引起恐慌，季节性流感所造成的死亡甚至比不上车祸，因为流感丧生的不少是老年人、免疫功能本有缺陷或身体状况不佳的人。流感预防的经费向来只占流感预算的一小部分，其中难免有冷酷的成本效益考量，如果只有极少数的年轻人会因为流感导致重症或死亡，那么对该群体接种疫苗似乎并不符合成本效益。
再来，从西班牙流感死亡统计数字从两千万到上亿之间的巨大落差，也透露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愿意正视因为瘟疫而死的生命，我们也无从判断哪些人是真的因为瘟疫而死。去年年初，日本女星竹内结子自杀身亡，一般被认为是产后忧郁症所致。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与隔离，导致她无法像上一胎那样正常社交，她的生命会不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被迫居家隔离对她的精神打击，因此，也就无法认定她的死亡，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因为瘟疫而死。
家，可能是比病毒更致命的所在，这个论断略显浮夸甚至反常识。但是，虽然病毒据说是平等的，它对人的感染不分贵贱性别，可是，我们抵抗病毒的策略与能力却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对某些族群来说，家是抗拒病毒的最后堡垒，然而，对其他的族群来说，家可能是个加速他们死亡的牢笼。更可悲的是，他们的死亡甚至不被认为是瘟疫的缘故。
去年日本的女性自杀率大幅攀升了15%，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毕竟过去在金融或者经济危机时期，自杀率的攀升主要集中在中年男性。而青壮年女性在疫情期间之所以自杀率攀升，显然跟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产业，都是以女性员工为主体的产业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旅游、零售与食品业。
其实，“居家而生”一直都是一种放弃社会性生存，一种非常特殊的“末人”生命状态。对那些提前放弃社交，提前放弃生命抱负，放弃社会人格的茧居族来说，家其实早就是他们肉身缓慢死亡的墓穴。在疫情险峻的时刻，作为肉身缓慢死亡所在的家，有了生与死意义上的剧烈变动，要么是家从缓慢死亡变成了“积极求生”之所，要么从缓慢死亡变成了“加速死亡”之所。
家在疫情险峻时刻确实会是个体隔离病毒，保全生命的场所，但也有可能成为加速死亡的牢笼。家作为隔离的隐喻，居家作为隔离策略，它或许比病毒更致命。
即使对于能将家当作抵抗病毒最后堡垒的族群来说，家在积极求生的意象之外，也可能具有另类的死亡驱力。
比病毒更致命的人
去年三月，为了应对疫情，印度总理莫迪毫无预警地宣布国内封锁，这场堪称地球最大规模的封锁暴露了生命的等级。富人与中产阶级将自己隔离在家中，而更多贫穷的下层阶级人民，或者被迫困在逼仄的贫民窟，或者被迫步行返乡，他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致命的病毒，还有严格执行宵禁警察手上的警棍。正如Arundhati Roy所说，求生的防疫策略，最后造成的是社会阶级的挤压，没有能力维持社交距离的底层人民，被挤压出去，排除在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之外，对他们而言，政府可能比病毒更致命。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本设有疫情应变单位，为这类公卫紧急事件预先防备。但2018年被川普下令解散，川普也拒绝征召美国企业制造呼吸器，甚至坚称疫情会奇迹般自己消失，且病情跟普通感冒差不多，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川普甚至直言新冠疫情的预测死亡数字都太夸大了，没有那么可怕。就更别提川普对戴口罩是“政治正确”的嘲讽了。疯狂的民粹政客显然比病毒致命。
病毒当然是致命的，但如果人民因为地方行政首长不切实际的“封城”主张，而恐慌蜂拥到卖场囤积日常用品，结果反而因为大规模群聚而感染确诊，就很难确定，到底是病毒致命？还是把病毒当枪击要犯，以为放话围住就会弃械投降的探长市长致命？
另一位市长曾经公开说传统疫调足迹不可行不切实际，公布足迹只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甚至要求““验出阳性的人主动打电话通知接触者”，但不到两周又“重新改变战术”，声称要回头做“前一步疫调”；当其他县市主动积极规划传统市场分流时，这位市长主张诉诸国民素质跟道德，比派警察检查身份证更有效，曾经迷信口罩贩卖机的他一度想靠监视器解决问题，不过不到几天他开始派警察在传统市场管制人流，也开始学其他县市以身份证字号进行市场分流。
身处防疫国门第一线的桃园疫情被严密控制，而这两位市长治下的直辖市则成为疫情最严重的重灾区，据说在同一个生活圈的基隆，确诊数字只有它们的零头。我们实在不知道，到底是病毒比较致命？还是首长的错误应对比较致命？大疫致死，但大疫如何致死？大疫如何以非病毒的形式致人于死？这一切显然关乎那些比病毒更致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