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茂春:从中国留美学生到国务卿首席顾问（图片来源：希望之声）
余茂春先生，美国前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日前受《希望之声》的邀请作客“走入美国”节目，接受主持人辛恬的专访，分享他初到美国、在湾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七年，如何对他的政治理念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哪些因素促成他能够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为什么认为川普政府的蓬佩奥国务卿是美国近代史最伟大的一位国务卿？
余教授还与华人互动，探讨了“为何极左文化目前在美国得势？”“如何帮助孩子远离极左理念影响？”“如果对待目前令人感到灰心的美国政治社会状况？”等问题。
余茂春教授个人资历简介
余茂春先生出生于中国安徽省，成长于四川重庆市。1979年高考获得重庆市永川中学文科状元，考入了南开大学，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了重庆永川文曲广场纪念历届高考状元的石碑上。但在2020年他的名字被中共当局消除。
余教授1985年来到美国留学，1994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教授东亚和军事史。2017年他进入了川普政府担任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
主持人：您是我们华人中第一个进入到了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核心圈，而且对于美国政府扭转对华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非常好奇，您作为来自中国的一位留学生，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是怎么能够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方面起到了重大影响作用的呢？
“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期”
余茂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有我这样认识的中国大陆来的学者或者同学、同辈有千千万万，我还是比较幸运，因为我在美国的一个部队院校里面教书，和美国的上层人物时不时有接触，而且我也经常写一些东西，就跟大家一样，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不见得就是我一个人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美中关系里面，很多非常重要的基本方面，非常明显，真理一点就破了。
关键是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期，有川普总统，尤其有国务卿蓬佩奥主持美国的外交，他有很多大的策略在里面，我们的看法是不谋而合，所以我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些运作方式，以及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些历史渊源，中美关系的一些好处或者一些短处，需要什么地方可以有长足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就是国务卿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我进到国务院以后，我们两个人很投缘，我讲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很新鲜的东西，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品德方面的东西，还有他的决断能力是很出类拔萃的。
我在美国的军校里教了27年的书，我接触的都是有军人品质的人很多，所以我跟他们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一拍即合的。也跟他讲到我在湾区的经验。
在湾区的七年“是我人生转折中非常重要的七年”
实际上我在湾区呆了七年，这是我人生转折当中非常重要的七年，因为我们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受到共产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和熏陶。那么要真正拥抱自由，这还有个思想上的转变，这个转变我觉得是在湾区实现的。
我在湾区确实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有大陆来的朋友，有台湾的朋友，有更多美国的朋友，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宽松的环境。大家都说湾区是个“自由主义的老巢”，实际这个不对，湾区是各种思想激烈冲撞的一个地方。我在这个冲撞之间，慢慢就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一个立足点。所以我对在湾区的经历非常怀念，这次我跟蓬佩奥来到湾区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像辛恬，我们虽没有见过面，也可以聊。
中共“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政权”
我在演讲的时候，我把它写了一个稿子，蓬佩奥也写了一个稿子，但是演讲的时候稿子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临场发挥的。
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我在湾区呆了七年，这个时候正好碰上了中国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湾区对天安门“六四”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因为它有很多华人，而且华人在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是非常地关心。天安门之后，也有一大批从天安门逃出来的政治难民都跑到美国来，旧金山湾区是第一站，所以我认识了很多天安门出来的朋友，这个对我的震动非常大。从那个地方就认识到，共产党它即使是有最开明、最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屠杀中国人民，因为“改革派”他的初衷也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政权来进行“改革”的。
所以说，你看邓小平这样的人，我对他从“六四”之后就没有抱有幻想，我对共产党所谓的“改革开放”我也没抱有什么实质性的希望。我在湾区对这个印象是非常之深的。
中共治下的自由派和美国的保守派，在反共问题上配合默契
[page]“六四”之前我在湾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自带勇气的一个学生，后来我对中国的政治、美国的政治都产生了很强的热情。我想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有成千上万的我的同学、我的同行，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在湾区的时候，我遇到了许多美国自由派的人士，他们当时对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很不高兴，他们觉得美国资本主义胜利了。所以他们对美国的立国原则本身表示极大的怀疑，所以我对这个非常不满。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很大的区别就是，保守派一般来讲是比较反共的，自由派不怎么讲反共。那么在中国、在东欧的情况下，自由派的人士都是反共的，像瓦特罗·哈勃、安德鲁·萨科罗、刘晓波等，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都是自由派，在共产主义极权下的自由派，和美国的保守派在反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他们是非常默契配合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从共产主义极权专制里生活过，逃到美国呼吸自由空气的这些人士，他们都比较认同美国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反共的这些人士的主张。所以从反共的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自由派、保守派在美国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美国很大的危险，是“让认不清美国制度优越性的左派当选”
我觉得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让这些认不清美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这些左派人士当选，这对我来讲，是非常不幸的。
这有可能跟我当时所就读的学校有关系，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个地方上学，那个地方一般来讲政治气氛都比较偏左，而且是很偏左的，尤其是讲到中国，很多左倾的朋友他们也关心人权，但是他们就喜欢就事论事，哪个人被抓了，哪个人被抓进监狱里了，他们走的是大赦国际那条道路，是个案性的。对于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迫害，为什么共产党的治国根本原则会导致这些残忍的人权危害，他一般来讲不讲那么深。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从知识层面来讲，这个是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背叛，我是不会跟那种人沆瀣一气的。所以我基本上的政治取向就在那个时候决定的，因为这与我在湾区的七年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知识困境:左倾右倾的标签实际上对某类人不合适
在美国，对我们这样的人，左倾右倾的这个标签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在美国算是比较右的，但在中国那个政治环境中，我是非常自由派的。凡是中国自由派的人士，都反对共产党。
这是一种知识上的困境，我觉得几乎所有从东欧、从前苏联移民到西方的人都有这么一种经历。
对中美关系结构性弊端，川普政府“有非常大胆的勇气去改变它”
川普时期，他对美中关系非常结构性的弊端，他不仅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有非常大胆的勇气去改变它。
认识到美中之间的弊端，实际上不是从川普时期开始的。二、三十年以来，都有这么一个认识，甚至在美国政府很大一部分人，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就觉得中国和美国在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下，不可能长期共存。但是没有多少人像蓬佩奥国务卿这样有政治勇气的人去改变它。所以说，要做起事情来，这个是比较难的，认识到事情的毛病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不仅是中美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上、一系列政策上，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美国的中东政策，我想，从克林顿开始的时候就讲美国要坚决支持以色列，要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很多总统竞选人都承诺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那么做。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说到做到。
这就使川普总统他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有很大的信誉，因为美国这边说什么事情，国际社会都觉得会有结果的。所以说对华政策也一样，我们真是说到做到。
“蓬佩奥是在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伟大的国务卿；一位扭转乾坤的人”
我说，蓬佩奥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伟大的国务卿，包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这从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来讲。美国的国务卿至今为止有71位。
美国的国务卿基本上绝大多数是事务性的，他们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是有问题去处理，把国家之间的关系搞得比较平和一些。而真正有大作为的，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整个的国际外交有重大影响的国务卿，真的没有几个。
你可以掰着手指头数一下，在美国历史上担任国务卿最长的，就是在小罗斯福总统的时候，从1933年一直到1945年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他当了12年国务卿，而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专注于事务性的。
美国国务卿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托马斯·杰弗逊，杰弗逊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时候的国务卿，他就是开国功臣，但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实际上他也是犹犹豫豫的，左右摇摆。当时因为美国建国之初，很多事情也不是特别清楚。比如对法国的关系，对英国的关系，都是走来走去，没有太多的定向。当然杰弗逊是一位很伟大的总统和美国的开国元勋，这是功不可没的。
真正有一位国务卿，他可以扭转60年美国整个的全球战略，他可以扭转美国对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政策和方向，除了蓬佩奥没有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他的政策的效果来讲，他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
“我和蓬佩奥之间无话不谈、互相信任，有一定的缘份”
实际上给国务卿做参谋的有一大堆人，我呢是跟他关系特别好，我们之间有话呢没有什么遮拦，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是要坦承、要开诚布公，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是他的参谋，所以他有什么事情，他也是亲躬下问，他也不隐蔽的。再加上在美国的高层圈子里，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有那么一个思想转变的人，还有在语言上，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上有切身经历或者有一定研究的人不多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我可以用比较权威的声音来发表一些意见。这个意见，我很荣幸被很多人采纳了，尤其是国务卿，还有白宫的一些高级人员，他们都比较重视我的讲话。
这个我觉得不见得是我有什么新的发明，从我的同事那里学了很多；再加上我本人就是教中国历史的，尤其是对中国的国防外交、国际政治，在学术方面还是做了一些研究的。所以这样一来比较如鱼得水。这个当然有机遇，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和蓬佩奥之间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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