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是李怡个人经历的失败，不如说，他恰恰如镜子一般，折射了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全球社会主义实验的兴起与失败，后半叶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而后带来新的分崩离析、危机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让自己实践在这些思潮之中，活出时代的矛盾。
（本文发表于印刻文学生活志．二○二二年．十一月）
在认识李怡之前，我一直很难想像，有人可以写时事评论写一辈子——从30多岁写到80多岁，超过50年的时间，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新读者加入，而老读者依然跟随。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每一代的读者，都可以经由你的笔，获得对身处世界的新知与不过时的见解——无论他是否同意。这意味着无论世界有多少次、多巨大的改变，每一次，你总置身于经历变革的集体心灵深处，能捕捉它，甚至跟随它变动，才能赢得一代又一代造就变革、也被变革席卷的年轻人的心。这也意味着，你需要有非常开放的思想体系，非常敏锐的共感能力，非常勤奋的自律意志，和愿意时时自我革新的热情。最后，这热情一定还需要更为内在的驱动力，比如好奇心或痴情，或兼有之，才能持续半世纪而不熄。
华文世界不乏智慧老人。思想史的大师，文坛巨匠，登峰造极的艺术家、潇洒一世的生活达人⋯⋯但几乎没有第二个李怡。
从1960年代开始，直到2020年代，他以香港为据点，笔耕不辍半世纪，紧紧跟随、亲历、记录了华人社会几乎每一次重要的集体思潮，许多次身临历史一线，甚至自己就是当事人，或主持的园地本身就成为重要的思潮策源地。
爱他的人奉他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导师。恨他的人说他是前后不一致的变色龙。他自己则在人生最后两年完成的回忆录中，称自己“失败者”：
“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向相反趋向发展的，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在事实敌不过谎言、真理敌不过强权的世界，在权钱色骑劫所有价值体系的世界，作为一个忠于自己的写作人，很难避免不停地产生挫败感。尤其是我写作的时间如此长，面对的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转变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动的不同时期的目标来说，我想到的无疑就是一个个挫折，是实实在在的‘失败的人生’。”
在湍急的历史潮流，尤其是思潮演变里，如何评判一个人与社会思潮共同的载浮载沉，本身就可以非常两极。他是忠于自我，或是与时俱变，评判标准也不容易掌握——它也取决于评判者自身与思潮的相对位置，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党同伐异、或崇拜或诛心的窠臼。
在《失败者回忆录》之前，我不算是李怡的忠实读者。他半世纪不下火线的政论生涯令我惊叹与敬佩，但他在政论中的许多观点与我不同，尤其是苹果日报时代，甚至激烈矛盾。
后来想想，大概有种时空错位吧。
我没有经历过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起伏，李怡的前半生所卷入或策动的思潮风云，对我来说已是需要在图书馆里查阅的史料，很难有切身体会。
而李怡的后半生，他在香港苹果日报主笔及主持言论版的日子，反思与批判的对象仍然来源于他年轻时被裹挟其中的“列宁式社会主义”：他对平等压倒自由的状况尤为敏感，对以“追求所有人平等”的理想之名却带来“少数人使均之的权力集中”的暴政之实，充满警惕。因而，他对“平等”的政治理念非常不信任，常认为这是虚伪的政治正确，称“自由”才是他后半生贯彻始终的追求。
而我在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的二十世纪末成长，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香港，经历的恰恰是对经济自由的单一崇拜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再度板结的时代。全球化与科技发展曾带给人向往，但他们并没有把世界变“平”，反而更深地加剧了这种不均，于是我们目睹著新的极权在这样的结构里被一点一点豢养长大。“自由”当然极为重要，但对我而言，平等不是虚伪的议题，追求自由不能没有平等这一维度的限制与平衡。
尽管李怡与我感受到的危机相似，但我们对危机的成因，以及理解它的方式很不同。自然地，我阅读较多的也是与我的感受与观点相似的论述者。
因此，在《失败者回忆录》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李怡个人的喜欢，多于对他观点的喜欢。
我是2017年，在朋友引介下，才在香港第一次与李怡见面。虽然我不算是他和《苹果日报》的经典读者，我们之间也跨越了几个世代，但聊起天来却意外地畅快。
李怡是大前辈，他一生经历传奇，交游广阔，我充满好奇，但常常是我还没来得及问问题，他就会有许多发问抛向我，并且认真听我的回答，对我的经历和视角充满兴趣。他也回应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一点说教的意味，即便观点不同，也总是对真诚得来的思考击节赞赏，而且总是给年轻人鼓励：相信你们一定比我有更厉害的解法。我曾记下：“透过与他的讨论，你会明白，真诚思考的道路上，你与他只是一同赶路的途人，有时并肩，有时交错，无分高下贵贱。”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长辈的涵养：宽以待人，不露声色。后来才明白这样想反而是小人之心了。
他总是诚实、直白地写自己的想法，不加遮掩，也不以宏大叙事绕圈子；但同时，保持好奇与开放，尊重其他诚实于自己想法的人，无论观点是否相同。这正是他能有这样成就的核心原因——他可以跟许多立场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交朋友，主持言论阵地时，也可以兼容并包，起用不同光谱、交战激烈的文章，甚至不惜得罪老板或金主。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许多经历，都呼应了这一价值的养成过程。
他提及自己创办《七十年代》时，是在主流左派潮流中，但希望摆脱对极左的盲从：
“那时我深受鲁迅杂文影响，鲁迅说，自己虽然也算是写‘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因此，‘遵命文学’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编辑与写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识，一味跟随圣旨去写去编，绝不会产生真情实感的文字。⋯⋯创办《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当时左派文化被极左思潮捆绑，以致无法向读者提供任何有点人味的产品的情形下，尝试从‘遵奉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条路。”
他在《七十年代》的编辑过程中，尤其重视读者的反馈：
“我在编者话中提出，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它的作者，杂志的作者也应是它的读者。意思是，杂志不是编者作者办给读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读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场观点去影响读者，而是由读者参与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探讨，由读者作者共同寻求答案。我的这个宣示，表明杂志会采取开放态度，来稿只要写得好、有事实根据、有独特看法，就会采用。由于贯彻这方针，所以后来我也在来稿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认识。我创办了这本杂志，这本杂志也创造了我的后半生。”
他提及自己1980年在美国东海岸的演讲中提出《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进而发展成讲稿以及书稿之后，被视为与左派阵营决裂：
“这不是成功的标记，毋宁说是失败的标记，是我在左派中被认为成功的典范时的自毁前途。不过，文章发表及出书后，我是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一种完全忠实于自己、没有利害考虑的我手写我心的感觉。太美妙了。”
他也在实践中明白，如此多元价值能够实践的基础，来自自由，并以一生捍卫于此：
“我由自身经验，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论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这里可以看到两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资讯，可以接触到有亲身经历而又毋须顾忌因言致祸的人，这里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冲击，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种资讯中作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凭良心讲话不会损及自身安全。言论自由，对所有的政体，对所有人民权利，都是必不可少的。”
是《失败者回忆录》令我真正成为李怡的读者。
他的回忆录与其说是一部个人生涯、历史事件的记述，不如说是某种社会思潮的回忆录。就像他自己在文中所写：“因毕生事业所系，回忆录的记事不是重点，重点在心路历程。而心路的起点是怎么样的社会意识，是首先要探索的。”
李怡曾一直无法拿定主意，是否要写回忆录。
2017年之后，每次去他家聚会，我们也会谈起这话题，他总有两个放不下的心结：一是，我这一生的经验，对年轻世代没用了吧？写下来有那么重要吗？二是，写自传总难逃罗生门式的自我美化，我见过许多人的自传，歪曲历史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自己会否也这样而不自察，最终沦为历史的笑柄？
第二点，每每人们都劝慰他，能够自我警觉、时时自省，就不必太担心，何况也可以有相交好友从旁查证、印证，避免一个人自说自话。
至于第一点，我以前总不能明白这种惶恐从哪里来。横跨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一生所经历，若愿意分享，定是至为宝贵的公共财富，怎么会担心年轻一代不需要，或对未来的世界无用呢？
在2019年香港进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时，关于回忆录的酝酿与纠结，李怡一度完全放下了。他像战士一样，重回火线，每天写评论、写分析，投入了舆论阵地，以笔支持街头的年轻人，同时也时时恼恨自己老迈、勇气不足无法走上前线。
我读著李怡一篇又一篇的檄文，开始明白他为何纠结“回忆录重要吗”的问题。
在革命之中，没有人需要回忆。在一座赌上身家性命、努力向前突围的城市，李怡希望自己站在自由阵线的前沿，是一个战士，至少如他自己所说，可以为年轻人“在前面挡一下子弹”。他恐怕也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在这条前线一直突破，而根本不需要来听老人的回忆录。
这也是李怡半世纪来所扮演的角色——在思潮的最前沿冲浪辨析，与最新的读者对话，而不是在后方耕耘理论，或是书写回忆。
在2019年的纪录片《坐看云起时》，李怡这样讲述自己的抉择：“在香港这种自由和法治下，亦处于中国的边缘、在夹缝生存的环境下，造就了我的人生。我要维护这种提供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原有的价值观，我要维护它直至死为止。并不因为我已年迈，或寻求安逸而放弃，我觉得这是最后的实现。”
回忆录是历史的珍贵记录。但一个一直为当下读者写作的人当然知道，只有对未来无望时，人们才会真正转头回望历史。我想，李怡也许期待着这一天不要到来。
2021年4月，在一切剧烈的都归于沉郁海水之后，能做的已不多，李怡明白自己最后的责任。他动笔开始写自己一生的证言，并命名为《失败者回忆录》。
回忆录的起始篇章刊登在《苹果日报》，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停刊、高层被捕，在被捕风险之下，李怡匆匆移居到台湾。他多次说过，自己不愿、不想离开香港。除了生活必需品，全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少数自己写作需要的书和资料，和一把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椅子，香港家中的东西，他几乎什么都没带。台北的家更像一个工作室，他的时间除了会客，少数活动，绝大部分都在写作。
他的生命仿佛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保持自由之身，完成回忆录，给后世留下证言。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李怡身体迅速衰退。也许是觉察到生命状态的不稳定，他像是要全力抓住最后的时间，所有精神都倾注在笔下，仿佛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一场马拉松。
李怡曾在文中引用屈原的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说，这句话带领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贯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是一个不断受挫、却初心不改的人生的完成。”
他的回忆录连载最终更新到2019年6月的香港，《想忘记，又不能忘记的过去》。我想，半世纪风起云涌，写到这一年，纵有不舍，李怡也明白，他已尽力跑完了、交代了自己这一程，可以交棒给下一代了。
也是在这部言词非常洗练、读来却荡气回肠的回忆录中，我更明白李怡与他所身处的思潮的关系。
他对思潮本身的奔流与辩论持开放态度，但对自己立身之位的选择，是基于最基础的事实，与能够容纳这事实的最基础的价值——自由。因此，他就像一面镜子，以不断的写作折射半世纪华人世界的颠沛流离与思潮演变，同时保持忠于自我的稳定主体，令自己横跨大半世纪的思考，成为华人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分析的重要样本。
他说自己是失败者。但与其说这是他个人经历的失败，不如说，他恰恰如镜子一般，折射了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全球社会主义实验的兴起与失败，后半叶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而后带来新的分崩离析、危机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让自己实践在这些思潮之中，活出时代的矛盾。一个“失败者”，为人类历史中不断摆荡的大型思想实验，留下一个勇敢的注脚。
他喜欢丘吉尔的名言：“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他认为勇气是一切品质的基础，也是他最终越过所有障碍，把疑虑抛在脑后，以最后证言完成人生的支撑。
“一个人的失败人生或是一个人的终结，但不是后来者的终结。一个人的勇气是他的永恒，也是后来者的永恒。”他说。
李怡《失败者回忆录》连载：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印刻杂志李怡纪念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