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生活的艰辛和每次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与爸爸的“问题”有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种默契,谁都不敢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内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像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