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561页)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是前苏联的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多次被前苏联派往中国长期工作。1938年5月至1940年夏,他任塔斯社驻华记者。1941年4月至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国。1942年5月,他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兼塔斯社...
对腐朽的“旧社会”的不满,使张伯驹对“新社会”盲目地信任和向往,使张伯驹不惜逐步把自己倾家荡产而积蓄的宝贵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国家(对于中共党国,政府即国家)对他的亏欠。这是张伯驹的悲剧,也是许多尚未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