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是个热门话题。1980年邓小平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认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这一改革并未付诸实践。1986年邓小平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当时提的口号是：“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直到今天，经历江、胡两个朝代，“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依然存在，“跛足改革”成为社会评论的共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邓小平首次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基于如下背景：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认为 “党内生活不正常”，“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徐向前说：“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说出来。”因此，李维汉向邓小平进言，对毛泽东的皇权专制思想应彻底治理，这才引出邓氏关于“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讲话，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是指中共权力核心不宜将权柄集中于一人手中，需适当分权，将一人独裁改为集体独裁。这一方案之所以并未实行，成了一次清谈，是由于当时波兰团结工会发动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罢工浪潮，波共政权岌岌可危，胡乔木就此写了《关于波兰危机》的报告，认为中国可能爆发波兰那种局势，应有所准备。报告引起邓小平、陈云的警觉，于是，对当时的民间组织，如北京的“解冻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以及上海的“振兴社”（民主讨论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悉数予以封杀。西单民主墙贴出魏京生大字报《民主，还是新的独裁》，指出邓小平“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民主墙当即被关闭，魏被寻衅判以重刑。对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来说，一人独裁是必然趋向，多人独裁则是变通之策。邓小平的“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本是一时的权宜考虑，很容易因风吹草动而回到一人独裁之路。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自命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称“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他热衷的同毛一样是权力的寡头垄断制。如果把邓的“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视为他的坚定决心，对他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承诺寄以厚望，显然是天真者的幻想。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积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此项任务迫在眉睫，不可迟误。不过，邓心目中的政体改革是有严格约束条件的。（1）他指示，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为此而实行党政分开，以提高效率。相应地，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还要精简机构。概括讲就是：党政分开，提高效率，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目的在于改善中共的领导体制，确保中共对社会实行更有力的控制。这种强化党权、加强控制的改革，毫无改善民权的考虑，对公民应有的言论权、结社权采取压缩或取缔方针。这就是邓小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2）邓提出 “政治上发展民主”以标榜改革的先进性。不过，他追求的不是一般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即由中共领导的“民主”。这样的“民主”由党操作，由党做主，实际是以党主代替民主。尽管中共向世人宣布为民主而奋斗，在政纲上以民主为标的，还把民主主义发展为“新民主主义”作为理论旗帜，但贯穿其中的轴线却是中共的主导、中共的专权，即中共的专制主义。它宣布的对民主的许诺（比如，邓小平宣布“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胡锦涛宣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不可靠的、虚假的、骗人的。不能识破中共的民主花招，不能识破党主与民主的区别，以为中共可以违反其专制本质而自动趋向民主，以为它的民主承诺是它的真实愿望的表现，这样的判断是不可取的。

民主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在中共头面人物看来，都是过时的旧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均已破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公民权中的“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公民权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有领导的”和“集中指导下的”意味着公民权在毛氏王国是受辖制的、被扭曲的，甚至是化整为零的。不仅如此，公民中的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在毛泽东眼中是“帝国主义国家”埋伏在中国的第五纵队，是潜伏的敌人，党内则潜伏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颠覆毛氏王国。这样，就掀起一场消灭党内外两支潜伏敌人的“文革”，一场名符其实的权力恶斗、遗祸无穷的浩劫。邓小平如何？他不懂民主政治的ABC，却不妨碍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伐，不妨碍他对“人权”普世价值的拒绝。他认为公民行使言论权、示威权是“乱哄哄”，“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他说：“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这样，就有了数十万军队突进首都，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个“文革”，一个“六四”，是中共用以替代“资产阶级文明”、替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的政治窗口。舍弃“资产阶级文明”而把“文革”与“六四”的野蛮赐与国人，舍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把“文革”与“六四”的专制暴政赐与国人，这就是中共的施政概观。凡是期望依靠中共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争得社会的民主转型者，不妨参考“文革”与“六四”的教训想想：这种善良的期望有多少实现的可能。

“文革”浩劫，“六四”屠城，是中共的血腥自残，自我了断。从此，它丧尽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谁还相信，它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呢？因此，中共想尽办法挽救自己的生存危机：（1）从残酷榨取自然资源与劳力资源获得的丰厚利润中拿出点碎末施予贫困群体，填补其合法性的空缺，以便继续张扬一党执政的必要性，（2）端出“政治体制改革” 这块招牌，作出改革自身体制的姿态，以此忽悠群众，欺骗社会盼望民主的目光。如果说连邓小平那种只是为了调整党政关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由于权力的分配不匀还遭搁置，那么，时至今日，当中共已经形成经济上的官僚资产垄断与政治上的权力专横垄断的体制，中共已经号称“崛起”时，胡锦涛还有什么动力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敏锐的观察家早已作出清醒判断：政治体制改革已经终结，中南海政改终归破灭，当局口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精神安慰剂。

当然，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党内的开明力量不赞成胡锦涛的保守的、死硬的政治取向，他们担心红色红山失于一旦，极力阻止中共沦亡。这些开明力量借助政治体制改革的众望所归，名正言顺地提出若干建议，督促中共决策者采纳实行。这方面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1）一向反映党内开明意识、深受读者喜爱的《炎黄春秋》杂志于今年1月号刊载社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不进行政体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爆炸式危机。它要求落实1980年代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承诺，如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解决权力不受制衡问题，扩大党内民主等。它还要求放松舆论控制，落实公民言论自由，让民众选贤任能，做到权为民所赋。这是发自党内的声音，无疑增加了建议的份量。（2）延安儿女联谊会举行座谈会，形成一份《我们对十八的建议》，要求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升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权力相当，地位平等。另建中央政策委员会，论证各项政策的可行性，决策的长远科学性和检验是否代表民意，纠正党的领导发生的偏差和失误。此机构与中委、中纪委平行。此外，要求直选全国党代表，要求党的中央机构，中委、政治局、中常委、书记处、中纪委、军委均实行差额选举。（1）（2）两项建议突出了党内开明派的最新动向，显示了开明派的活动力度。中共十八大已经迫近，习近平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与薄熙来联盟是一个走向毛派的不祥征兆，说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中委、中纪委、中政委并举”之类的建议与未来总书记习近平的走向显然并不一致。党内开明派期望挽救红色红山失守的建议恐怕会陷入失望的深渊。

如果连中共自身的开明势力都无法推动这个老朽政党走向进步，那么，它的确是离不可救药越来越近了。是的，有一批救党派在活跃。从自称救党派辛子陵的对策看，不论是争取言论自由分两步走，还是大规模让利于民，还是改革党国体制，需要动摇意识形态垄断制、官僚资产垄断制、政治权力垄断制，动摇中共这些根本制度会遭到极其强烈的反击。这是救党派无法应付的。辛子陵夸夸其谈一番，各项对策缺乏由此及彼的途径设计，中共更不会听从这些书生摆布，救党一说最终可能只是幻想而已。救党派谢韬的自述是有启迪意义的，他说：“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篇章，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贤哉谢韬，这大约是您留给后世的箴言吧。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一句话：对中共的性质必须有准确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共同的语言。中共是专制党还是民主党，是必须打碎专制换民主还是已有民主只需进一步完善，这个问题不甄别清楚，谈来谈去还是鸡同鸭吵，各说各话。关于共产党的性质，早在 1948年先哲储安平就说：“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这种“强制”使共产党具有专制主义性质。所以，从民间看，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必须强制共产党压缩和削弱它的专制性，最终取消它的专制性，结束它的一党专政，与此同时，逐步扩大和充实社会的民主机制，逐步完善权力的制衡机制，最终建立宪政民主体制。这里，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关键，储安平对此作了充分论证：“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这些论证说明，宪政民主的基础在于公民充分享有自由、民主权利，形成充分自治的公民社会，从中增长人际交往的智慧，培养公平、正义的道德，使社会充满活力，民族间充满和谐。也许，我国古代的理想境界会在公民社会的漫长形成过程中逐渐显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