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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觉醒是接受教训的尺度
魏 紫 丹
所谓“人权”，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说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称作是“人”。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实践只是途径或方法，实践本身还有个对错的问题，仍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检验它。所以它并不是标准。什么是标准？具体说，毛泽东对文艺实践规定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是因为实践本身相当于小学生做数学作业，答数的正误，要与标准答案相对正。牵着实践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实践形成的要素，无目的即无实践。毛泽东也是如此说的，也是把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当做实践标准的。不过他的论证过程是逻辑混乱的。这是首先要弄清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坏人得逞，比如反右大获全胜，毛泽东大树淫威，这样他就达到了目的，难道这也能说是符合真理标准吗？否。这就说明还必须有个价值标准。所以，在社会科学里，应该确立：“人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政治、经济、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高低、利害，人权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爱等，都是从人权出发、通过人权、为了人权的；极权摧残人权，是人权的死敌。而在自然科学里，研究如何利用和发挥大自然养育人类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灾害的副作用，所谓“人类中心”，就是在与万物和谐共处中，人类念念不忘的中心点，就是维护人类权益。
（一）右派为人权大鸣大放，右派就是人权派
1957年5月，北大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在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结尾喊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我认为，这可看作是右派鸣放的一个纲领性口号。 宋永毅说：“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纵向比较。如果看1957年的言论、'右派'的文章，提倡维护人权，这恐怕是主旋律之一。但是1957年以后，（当局）开始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人权论'。然后1958年、1959年一直到1965年不断批'人情论'、'人性论'。例如1958，1959年在文学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钱谷融先生的'人情论'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对巴人先生'论人情'的批判。。。结果就变成，你只要讲人权，你只要讲人性，那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人权捍卫者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祭》，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导2010，03，05）事实正是这样的：右派为维护人权而鸣放，毛共为反人权而反右派。
有侵权也就有维权斗争。这期间也有一些党内外志士仁人挺身出来，为捍卫人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57年“反右”前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其中对解放初如“反胡风”、“肃反”等政治运动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批评控诉，就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人民维权行动，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力的合法斗争，是知识分子为挣脱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争和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郭道晖《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 《炎黄春秋》杂志，2011.4）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说：“刘真（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自由么？”（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物理教研组被错批的教师诉说肃反中“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转引自《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 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右派分子林健荣就〝倡狂地向党进攻，说什么“党员有党性，没有人性，是踩着别人的血迹往上爬的。入党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转引自宋永毅：《反右档案：告密、学生斗老师和被遗忘了的父亲的“右派言行”》，《中国人权双周刊》）
针对起诉书说她“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傅国涌：《新发现的林昭文稿》；《林昭狱中血书节选》，载“纪念林昭”网站。）
以上的例举，虽说只是“挂一漏万”，但已足以说明右派的鸣放就是为人权而吶喊。
（二）反右是一场人权浩劫
1959年在文学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钱谷融先生的'人情论'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对巴人先生'论人情'的批判。。。结果就变成，你只要讲人权，你只要讲人性，那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人权捍卫者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祭》，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导2010，03，05）事实正是这样的：右派为维护人权而鸣放，毛共为反人权而反右派。
有侵权也就有维权斗争。这期间也有一些党内外志士仁人挺身出来，为捍卫人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57年“反右”前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其中对解放初如“反胡风”、“肃反”等政治运动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批评控诉，就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人民维权行动，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合法斗争，是知识分子为挣脱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争和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郭道晖《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 《炎黄春秋》杂志，2011.4）
雄鸡鸣而天下白，右派鸣而人权明。毛共反右是执迷于“只要杀了雄鸡天下就会漫漫长夜无晓时”。杀戒开，东亚大陆鸡飞狗跳，知识分子成百万地打成右派；工人、 农民不打右派，却成千万地打成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和处理右派一样，他们和我们同在一个农场，同样劳动教养或劳改。
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分子（这个数字最早来自香港《争鸣》杂志的“解密的中共中央档案”，后为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第二期〕所引用。官方既未认可，也未反驳；以后这个数字就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所谓共划右派552,973人这个数字，是指1978年以后“改正”的552,877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的总和。
1959年9月23日《内部参考》报导，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揭发出右派分子463,812名（不包括军事系统），其中逮捕11,997名，劳教53,684名，留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内部监督改造的197,497名，下放劳动68,346名，在社会上改造的59,568名，其他（自杀、逃跑和无职业的头面人物）32,423名，不明情况的40,297名。 （转引自香港五七学社：《右派分子知多少？》）
钟正在所写的《血泪惊魂夹边沟》中回忆到：“如此'借我党整风之际，充当急先锋，大肆向党进攻，用心恶毒，手段卑劣，不定为右派何以平民愤！'于是，大会小会昼夜轮番批斗，让积极分子唾面、辱骂、推搡、脚踢；恶语中伤，揭私披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一时间被剥夺发言权，令我有口难辩，有理难言。我无法'低头认罪'，只得傲然以对。于是停发工资，囚禁台内，挖猪圈，抡大锤，烧开水，帮灶房，沦为'贱民'。在台内， '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监视，以示'立场坚定'；亲戚朋友对面相见视为'路人'，以免'敌我不分'。如此高高'挂起'长达一年有余。 ”
可恨毛共反右派，“斗倒”还不算，还要“斗臭”，”在我教养时，一个青年医生右派给我讲了“一根头发的故事”：因他医道高明、医德高尚，备受景仰；群众说他政治上是毒草，业务上是香花。为了让他在群众中臭起来，就散布说他有“男女关系” 问题（直说就是有通奸行为）。如果属实，在中国这个社会他就成了一泡臭狗屎。积极分子对其有罪推定，挖空心思找证据。有一天，在他的床上发现一根漆黑发亮的头发。这可是如获至宝！于是就推理论证：这样的头发只能是女人的头发；他又是单身，怎么床铺上会有女人的头发？ ——“叫他老实交代！不要让他侥幸过关。”他说：“我倒想曲斗成招，摆脱轮番斗争、疲劳轰炸，但想到下一步就不好办了：对方是谁呢？”所以他还不能不”态度恶劣”，因而也无法逃脱“从严处理”，结果就来这里劳动教养了。党委宣布对他斗倒斗臭的胜利，证明了他和全国所有的右派都一样，都是政治上反动透顶，道德上腐化堕落，人格上卑鄙无耻。
对钟正的最后处理：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夹边沟是一个阎王殿，在里面教养的3000多名右派，在两年中被活活饿死了2800多名，侥幸活下来的仅130余人。
“我们还知道在四川省乐山沙坪县有座环境更险恶，镇压更残酷的劳改集中营，一万多名犯人竟被活活饿杀了6000余人，而这一万多名犯人实际都是四川省12万右派中的1/12。”（《往事微痕》第80期）
文彻赫恩在《苦难的历程》中反映的情景更凄惨：白浪沟分厂的犯人，见总场场长来了，一拥而上。 “几乎一个不拉的，二千余劳改犯非常统一、整齐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救命啊！场长救命啊！'……饥饿使人变成无理性,好像人们都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最后刘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大家才慢慢地起来，排队去领饭了。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1962年这个分场撤销时，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85%。”
郑义为此书写的序中说：“我游历青海时，友人告诉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说有广东右派八百余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后改正时，发现竟无一人存活。广东方面抱怨说'也不能一个也没活下来呀？'青海方面则反唇相讥：'谁让你们往这里送？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该书总结说：“在那种环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会变成没有人性了。热血变冷，人变成兽，即残暴又凶狠，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虽然我没有死，可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将折磨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断、左耳被打聋、牙齿因营养不良脱落十二颗，打掉四颗，共十六颗。腰部被打致残，成终身疾病，这都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精神心灵上的折磨摧残，伤害至深，我将终其一生无法摆脱梦魔。”
大放是对共产党执政反人权性质的历史性总结。毛共用彻底反人性、反人权的方法，侮辱你的人格、剥夺你的尊严、摧毁你的意志、伤害你的感情、甚至消灭你的良心.超限度劳役、饥饿、惩罚你的肌体，使一部分人死亡，而另外任何一个活着的右派都是暂活、苟活，完全被剥夺了生命权。反右派大获全胜就意味着人权战士全军覆没。从此，就开始了不仅是在中国史上、而且是在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并且，直至今天，中共政权仍是世界上反人权的顽固堡垒。
（三）维护人权贯彻始终
当年的右派分子严家伟先生，右派本质未变，如今仍在大鸣大放右派“厥词”：《炫耀罪恶，罕见的无耻-看北师大女附中与宋彬彬的丑态》、《人权与挨饿——评李肇星的一句“名言”》、《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人面仁心与人面兽心》、《我的一首“批毛”诗》、《中国已“全面开放”、“政治进步”谁也比不上吗？—— 就中国现状与茅于轼先生进行一点探讨 》等等，可谓连篇累牍、垂死挣扎。我真想说他是右派的代言人，但没人授权我可以如此加封，所以我仅仅有权说他是我的代言人。对于我，他的言论句句是真理，一句是一句，掷地有声也 。兹介绍他最近写的一篇关于“中美人权标准的根本区别”，与读者共用：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于美国与世界舆论的压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与国务卿希拉莉都对中国大陆近来人权状况的倒退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对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接受美国彭博通讯社专访时辩称：“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属于东方文化”。同时他还反过来称“美国人民是非常单纯的”。王歧山这种官腔官调，人们并不陌生，无非又是中国“国情特殊”的老调重弹。如果说王歧山还有什么“新意”的话，那就是他用了个似贬似褒、语意含混的“单纯”一词来“回敬”美国人民的舆论，似乎是说美国人太幼稚，你们根本不懂我天朝文明古国及其“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以此为中国人权状况的落后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大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故弄玄虚之味。
2001年4月1日中共海军一架歼-8型战机与一架美军EP-3侦察机在海南岛外公海上空发生相撞事故。中共军机飞行员王伟机毁人亡，而美侦察机严重受损，被迫降落在海南岛的陵水机场。于是美军机上24名机组人员全部被中共军方扣留，形同“战俘”，甚至“人质”。中方抓住这一有利条件，要求美方必须道歉才能放人，称对方侵犯了中方的主权。美方则坚称，发生撞机的水域，不在中国领海上空。该水域虽属中方经济专署区，但根据1982年4月30日通过，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的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200海里专署经济区，是指沿海国从领海基准线算起不超过200海里的海域。专署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不同于领海。建立该区的沿海国拥有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区内一切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对一系列特定的事项(除上空外)的管辖权。其他国家在该区内享有航行,飞越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因此美方认为，当时美军机并未侵犯中国领空，是在公海上空发生相撞。由于美方所言有国际法为依据，中方无法反驳。但又不能就这样把美军人员放了，未免太丢面子。因此经过11天外交磋商，中方最终放弃了原先要美方使用的apologize（深表歉意）的道歉字眼，而美方的最终表态只是“very sorry（非常遗憾）。中方至此才同意放人，了结此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文美军机人员被遣返时，更令人感动的—幕发生了。根据当时外电报导描述的细节是：“机组人员首先让级别最低者开始打电话，最后才轮到奥斯本上尉和母亲通话”。该上尉就是这个机组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军官。用中国大陆的说法，他就是这个机组的“领导”。
于是我便又想起了也是十多年前，也是一件一时轰动世界的大事。请看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的“领导”是如何展示自己风格的。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派来作“秀”的所谓“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元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演出中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火势迅速蔓延。不言而喻，此时首先应疏散场内的人群，而中小学生是最易受伤害的孩子，更应首先撤离。但我们的党政领导、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却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跌破眼镜的“果断决定”。该官员对中小学生大声命令道：“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可悲的是，从小受党灌输“教育”己被“驯化”了的学生们竟无一人敢不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更可悲的是在场的26位名曰“人民公仆”的“评估验收”大员，竟无一人像“美帝国主义”的空军上尉奥斯本先生那样想到还有别人，何况还有更弱小的孩子。他们一个个心安理得、当“仁”不让的首先从第—排逃生。等到“人民公仆”们安全撤退完毕后，大火已蔓延到剧场，电灯全灭，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孩子们逃生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最后造成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其中288人是“祖国的花朵”——中小学生。有36位教师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的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这就是当年虽被官媒极力淡化，仍震惊世界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与“让领导先走门”事件。
我并不认为美国人就是道德完人，也不认为那个奥斯本上尉就如何优秀。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制度下，大家有一个尊重普通人的人权、而非只尊重权势者“官权”的普遍共识。所以事无巨细，人家首先把“人”、特别是普通人、弱势者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这就是保障人权的基础和首要标准。而王歧山先生所谓的“东方文化”与“文明古国”，首先要重视的是皇权，现在加以包装后便美其名曰“国家利益”，其次就是官权，现在加以包装后便美其名曰“领导”。领导的安全、利益乃至面子，都是绝对优先于草民的生命、财产与安全，更遑论草民有何“尊严”可言了。因此王歧山所谓的“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属于东方文化”。这个所谓的“不容易”，正是王副总理的难言之隐，是只可“操作”不可言传的。说白了就是中国（确切地讲是中共）对于人权的认知标准与美国、及当今整个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是完全冰炭不容的两码事。也就是说与美国及整个文明世界恰恰相反，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首先尊重的是“皇权”（党国的大权），其次是官权（领导的特权），至于普通的草民、“屁民”，根本就无“权”可言。用官方的话来说，“让”你有碗饭吃，暂时当稳了奴隶，（中共称为“生存权”）就是“最重要的人权”了。（《中、美人权标准的根本区别——评王歧山为中国人权落后的辩解》，《民主中国》网。）
批驳中共愚弄国人、欺骗世人的所谓“生存权就是最重要的人权”，右派领袖章伯钧先生早已有言在先：“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
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2008年8月7日， 美国总统布希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 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转引自傅国涌：《“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为许良英 先生90岁而写》）在上一世纪，中国人像读《圣经》一样在读《毛主席语录》，谁也不会想到本世纪美国总统却在“活学活用”右派语录！
李昌玉表示，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绝对找不出一点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反文明、反人权、反道德的运动。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个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评为左、中、右、中左、中右、极右。这是极不人道的。
任众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经历，心里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是压了一生的。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彻底毁灭了50多万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绝大部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艰难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数十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这是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的灾难。这不仅是我们「右派」的灾难，而且是全中国的灾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赔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为了自己而生，而是为了人类而生的。我们在垂暮的生命中，觉得有责任，特别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这一辈人曾经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那种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准在当今社会流失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问题，而且觉得还有一份责任：呼吁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责任，呼唤公平和正义的责任。」
为什么这一两年、在反右斗争过去50年后的今天，众多知识份子提出平反的问题？因为人民在不断觉悟、不断苏醒，不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断爆发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广泛，民间维权浪潮不断高涨。这都是促成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老右派的维权行动。（《幸存者的心声》新纪元，第19期）
游行示威致中共中央公开信
尊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我们几个是原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和一个右派死难者之子，决定依法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维权诉求。这是因为，我们用其他方式提出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还受到“维稳”非法监控打压。
一 九五七年，我们是十七岁至二十三岁的在校学生，所谓风华正茂。我们出于爱国动机，关心社会进步、民族的命运，勇敢地写大字报和发表议论，建言献策，却被非 法打击成右派份子，受到劳动教养、劳动考察等严厉惩罚，未能完成学业，还在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折磨，家属受到株连，在各方面惨遭极大的迫害。一九七九年，北 大党委的一纸通知“改正”，原来我们都被“错划右派”了。
一九九五年以来，我们要求北大党委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写了无数给北大党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多次上访北大，都没有结果。这使我们很痛苦，深感我们国家没有公理和正义，有的只是无理和强权。
为此，我们依法行使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呼吁社会关注，依法维护我们固有的合法权益。
损坏东西要赔，天经地义，为什么中共中央对我们的合理诉求始终置若罔闻？装聋作哑？
我们的要求如下：
1. 由错划我们为右派份子的单位赔礼道歉；
2. 以现金的方式赔偿我们所遭受的精神损失、肉体折磨和经济损失；
3. 公布1957年北京大学“反右派”的有关档案资料，补充这个时期的北大校史。
你们的意图很明显，无理拖延，不理睬，等我们这些右派都死光了，右派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很阴暗，很可耻！
历经54年的磨难，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学生，都已七老八十，老病缠身，时日无多，我们决心在临死之前，发愤一搏，以死相争，决不带着遗恨和窝囊进棺材。
我们当中唯一的右派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其父在1957年因错划右派，不堪忍受凌辱，跳楼自杀，其弟弟受刺激患了精神病，至今没有得到昭雪和赔偿。其本人遭受冤狱，至今没有平反。
写信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姓名所在系 退休单位 身份证号王书瑶，物理系，国家税务总局， 11010819360503****
纪增善，化学系，北京光华染织厂， 11010519371025****
沈志庸，物理系，北京第四制药厂， 11010819341005****
俞庆水，地质系，首钢建材化工厂， 11010619370621****
博绳武，物理系，北京瑞普电子集团， 11010119391112****
燕遁符，物理系，北京纺织职工大学， 11010119380220****
俞梅荪，法律系，右派死难者之子，受冤狱无业，11010819530226****
签名连署，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回应者众：
刘凤鳞（78岁，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室24岁实验员右派份子，1976年 起上访清华党委，持之以恒，至今无果。）：我正思念被打伤的北大闫桂勋难友，读此文，心潮激涌，魂飞心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中国公民的政 治权利吗？向北大七君子、右派老英雄们致敬！你们的维权行动已为历史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远离北京，心向往之，作诗赞颂。
今年伊始，我依照《国家赔偿法》向清华当局递交《索赔申请书》，大大超过法定的两个月回复期限之后，清华当局依然装聋作哑，日前我已致周永康公开信。近来我在微博中呼吁右派维权，7月1日被警方约谈！但没什么，我不怕。
北大难友是楷模
北京国府灯下黑，耄耋老人滴血泪。
游行申请被封杀，自由行动员警卫。
正义人性理难求，七君声言赛夜雷。
是非置于阳光下，史学犬儒论功罪。
北大难友是楷模, 公正良心燃似火。
耄耋之年唤人性，依法维权被禁锁。
枭首呓梦定是非，人间地狱血泪河。
以人为本水中月, 法治人权骗术多。（0731）
任众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经历，心里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是压了一生的。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彻底毁灭了50多万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绝大部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艰难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数十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这是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的灾难。这不仅是我们「右派」的灾难，而且是全中国的灾难。」
因为人民在不断觉悟、不断苏醒，不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断爆发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广泛，民间维权浪潮不断高涨。这都是促成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老右派的维权行动。
陈瑞晴，现年75岁，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右派的教训是惨烈的，但作为历史来总结这个教训，则可以把它总结为一条常识：知识份子误把毛泽东（共产党的化身）当成人来看待，其实他没有一点人性、人味 儿，纯粹是魔，是吃人的魔王。为什么不说他是吃人的野兽呢？因为野兽没有他坏。从另一面也可以这样说：知识份子误认为毛泽东会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但人是 目的，毛却把一切人都当成工具、炮灰、牺牲品；人是有人格尊严的，但毛却可以侮辱、践踏一切人的人格；人是有人权的，但毛对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杀予 夺。。。。。。这条教训归纳为：误把应打倒的人民公敌当成应供奉的人民领袖。
冯志轩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担任总经济师，提出以下意见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国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能搞运动，否则会搞乱人心，侵犯人权。土改中乱打乱杀，肃反中乱批乱斗，很多好人受伤害。公安怀疑谁是反革命、敌特什么的，要有证据，不能私立公堂，乱批斗。2、在建设国家方面，要大胆使用人才，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为党。但共产党是不考虑德才，只考虑是否是党员，这个干部路线不可取。3、对干部的管理、档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成长，也不利于国家建设。4、共产党在执行政策方面，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由于提出以上意见，冯志轩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58年2月到197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到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表示：“派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的说真话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是他们违反了1954年 的宪法。一个党没有权力做处置，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场悲剧的根源虽然主要是毛泽东，但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整 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制度方法都是错的，因此这些运动和悲剧是必然的。 上个世纪共产党运动都一样。”
“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系统都是错的，必须被否定。共产党不可能变好，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高干政治经济都是权贵经济、官商结合，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
他说：“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系统都是错的，必须被否定。共产党不可能变好，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高干政治经济都是权贵经济、官商结合，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
这就正确的反映了反右派运动及其历史教训。那些仍寄希望于共产党会搞政治改革、民主转型、改良主义的人们，既不吸取历史教训，又对中共头子嚎叫的“五不搞”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些顽固不化、反动之至的言论 ，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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