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界的丑闻总是和一些经济学家绞在一起。而一旦发生丑闻，被卷进去的经济学家却保持了沉默。近日一场对经济学家的骂潮此起彼伏，但是往日言论十分活跃的经济学家们，在这场骂潮面前却选择了集体保持沉默。

中国股市的边缘化日益严重，蒸发了万亿财富，当初对股市侃侃而谈、随意评论的吴敬琏不敢说话了；顾雏军事件发生以来，那些当初以博弈论专家张维迎教授为首集体反对朗咸平的经济学家们，集体安静的有些让人倍感不适。

此时此刻，社会公众很想听到经济学家们的声音。股民想听听吴老爷子现在怎么看股市，怎么看六千万“赌徒”集体亏损的现象；社会想听听张维迎怎么看待顾雏军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是他们都沉默了。

他们为什么保持沉默，根据分析，大概有以下的原因和心态：

　 一、不屑一顾。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为政府服务的，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只要政府和雇主，没有对自己发难，老百姓说几句管什么用？固有的自信让他们觉得回应这种言论简直是浪费时间和智力，你们骂我，影响不了我的收入，影响不了我作为专家顾问参与政府决策。所以，我对这种指责根本就没有不要搭理。

二、与我何干？当初的争论，只不过是学术之争。学术问题是理论问题，学术言论是个人观点。学术自由，我想说就说。既然是学术问题，必然有真有伪，那么即便在现实中除了问题，顶多是我研究错误了，理论上的错误与现实有什么关系？吴敬琏肯定觉得，我说到底是不懂吗，无知者无罪，干嘛让我承担当初股市下跌的责任？张维迎也说了，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顾雏军被抓跟我有什么关系？

三、珍惜成本。高端企业经济学家的盈利时间是以分秒计算，更确切的说，这些经济学家的分分秒秒都在转化金钱成财富。这种身份和机会成本，使他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带有某种经济性思维，他们在看待外界的评价时总怀疑对方是否具有炒作目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炒作的，但让他们牺牲个人挣钱的机会成本，去参与别人的炒作，那是非常不合算的。

　 三、此地无银。当初胡言乱语，趋炎附势，那是集体行为，不是个人的观点。现在出事了，那也应该集体来回应，而不能然个人来承担责任。在这种状况下，哪个个首先回应，就是哪个个人在默认自己的错误，在默认自己要承担责任。经济学家都是高智商的商人，这种损害品牌的行为当然不能去做。沉默，就是心虚，心虚就是伪君子的代表。社会对这些伪善伪学的经济学家的指责，绝对是非常有道理的。

　 四、期望尽快大事化小。经济学家的利益是和政府和决策捆绑在一起的，在一个越来越亲民的政府面前，公众评价不是盘小菜。在社会信用下降的同时，也意味着其政府的信任度和经济学家的含金量也在同步走低。因此，不回应实际上是挂起免战牌，避免引发更大的指责和骂潮。这样，尽管委屈了平时非常不愿意受委屈的舌头，但是至少留住了挣钱的看见本领。

　毛主席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我们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一个有良知的群体，首先是一个懂得反省，具有忏悔精神的群体。只有具有忏悔精神，才能够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才能够避免犯更大的错误。而没有忏悔精神，是一种社会良知的泯灭，是一种社会公德的沦丧。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忏悔机制和忏悔的文化，经济学家更是这样。

经济学家多一些忏悔，才能多一些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否则，所谓的经济学家总是板着面孔，高高在上，说对了沾沾自喜，说错了死不改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学家要深刻的反思一下自己的出发点和研究问题的路径。缺少了公正无私的心态，一味的迎奉权利和资本的偏好，经济学家就丧失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和地位。从这一点来说，经济学家需要忏悔的，不是对单个问题的反思，而是对自己生存方式的反思，对自己社会良心的反思，对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定位的反思。没有这种反思，你们今天犯的错误，明天还会犯；你们死了，你们的后人学徒一样会犯！

西方人总是对着上帝忏悔，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你要对人民群众忏悔，因为人民就是你们的上帝。

所以，经济学家们，请你们对着人民，集体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