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情的经过看，杜仁政并非真的要自杀，而是在作一场以自杀为要挟的表演秀。由于事件使洛溪大桥塞车四小时，车龙约十公里长，约七万辆车次受到影响，严重影响社会运行秩序，妨碍正常的生产生活，警方要对他进行罚款以及五到十天的治安拘留是在依法办事。

　　但杜仁政为什么要用“跳桥秀”的办法要挟政府？材料显示，他因车祸历经数月治疗，花费了二十多万元，造成八级残废，如今家徒四壁，但是两名主要责任人至今不见踪影。他已经去交警那边“好几十次了”，一直都没有人给他解决。他这么做是想迫使番禺交警四中队的李队长来现场，承诺为其当面解决问题。这样看来，杜仁政并不是与政府为敌的坏人，他的动机也不能说“不纯”，他的是“跳桥秀”被逼出来的。

　　我想问的是：当对杜仁政的罚款以及治安拘留结束时，我们将怎样对他进行教育？我们的政府一定会这样说：有问题要通过组织，一层一级地反映，通过合法程序解决问题。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当合法程序根本不顶用时，我们又该怎么办。于是杜仁政自己想了一个办法，结果被处罚。导致社会秩序受影响的“跳桥秀”自然不合适，但问题总是解决无门，岂不是要逼他来真的“跳桥”？

　　所以，仅仅对“跳桥秀”进行惩罚，而不对造成“跳桥”的原因加以解决，并不能治本，而只不过像外科医生把体外的箭杆锯掉，箭头还留在体内。杜仁政不是表示“我还要跳，解决为止”吗？而对治安处罚，他居然也是“不怕，我反正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当杜仁政从拘留所出来时，请告诉他怎样正确维权。《信息时报》的编辑点评说：“建立和巩固通畅的维权渠道，才是解决“自杀秀”的治本方法”。话是很对的。我想问的是，这条“维权渠道”规划了吗？开工了吗？什么时候挖好？在“渠道”还没有时，杜仁政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