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农民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名文《脆弱的都城》里。这个凭吊大师，这个戴着白手套游山逛水的文化明星，这个奔走于权门、以充当“顾问”为荣的学术侍臣，这个一度曾助纣为虐、失贞于暴君而后又装聋作哑、讳莫如深的人，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了许多对农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石破天惊的论述。

在他看来，中国的“都城”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如果余秋雨不是和我们故意打诳或玩“脑筋急转弯”的话，它至少使我懂得了以下几个道理：一、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是因为苟捐杂税、横征暴敛或水旱蝗害、饿殍遍野，仅仅是因为“相对贫困”造成的“红眼病”就足以使他们抛家别子、铤而走险了；二、农民起义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土地、争取“生存权”，而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先前卖给别人的土特产抢回来，而且还象取走自己名下的存款（定期的）一样理直气壮；三、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后现代”青年，你看他们仅仅为了“玩酷”、为了“找乐”就甘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而且还非要跑到城里；四、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施耐庵不是生于淮北小镇、又亲历过农民起义，而是落户大上海、并兼任许多城市的“文化顾问”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得出“官逼民反”的结论。因为农民起义军“攻陷城池”之后，“城池”里的文化人不但云游讲学不大可能，就是“顾问”能不能当成也得看城防司令的心情。

为了进一步批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余秋雨给我们例举了宋代张俞的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他说：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

不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虽然这些“养蚕人”、“种田人”没有研究过戏剧理论和中国文化史，也不至于愚蠢到会认为只有种田的才能吃饭、打井的才能喝水、纺线的才能穿衣服的程度，更不会由此推断出棺材店的老板希望躺在里面的都是自己，生产灭火器的会因为自家的房间用不着而痛哭流涕。但我仍然不知道象余教授这样不仅具有“城市眼光”、而且又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的人（注意，这可丢的是国家的人）是怎么进行“复杂工业思维”

的。按照一般的情理去推想，作为一个小生产者，看见自己的产品“销路很好”反而两泪涟涟，那么肯定别有怀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个“入城”的蚕农智力健全、神经正常，卖蚕时不但没有短斤少两、增收附加税，而且工商局的同志还给了小费，但他还是哭哭泣泣，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临床表现为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见花落泪、对月伤心，多发于艺术家和女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首诗的逻辑”就不是如余教授说的那样，是“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而是说“遍身罗绮者”在享用绫罗绸缎的同时，也应顾及“养蚕人”的苦辛，至少不要打白条、乱摊派或者“多收了三五斗”反而丰收成灾。

如果说“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的话──虽然我看不出──那么，“盲流”、“黑户”、“剪刀差”、“下乡”、“下基层”、“到农村锻炼”……这些概念是不是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城市对农村的傲视与盘剥，很有政治研究的价值？如果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因为贫困与落后的出身就应当背负永生的耻辱，那么，我身后的祖国相对于富饶的北美正是一片巨大的农村，那么，是不是说“东亚病夫”、“中国猪”、“支那人”……这些侮辱性的冠冕就是合逻辑的称呼？

我无意于为农村的黑暗、暴力和落后辩护，但在一个尊卑有序、贵贱分等、城乡二元对立的种姓社会里，我必须坦陈我的倾向，那就是说我必须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立场上发言。在我看来，维护乡村就是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做工的奴隶那不可让渡的价值与尊严，就是替那些最卑微的人寻找表达与歌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