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警方整治娱乐场所，要求在歌舞娱乐场所营业大厅、包厢、包间内的显著位置，必须悬挂禁毒、禁赌、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和报警举报电话标志。悬挂“禁止卖淫”标志之于遏制“繁荣娼盛”的意义，怎么看怎么有点像是“隔壁王二”的作为：此地无“淫”三百两。显然，悬挂“禁止”标志对于打击违法意义甚微，不但不能警示违法者，相反却容易引起守法者的反感情绪：出入一个挂着“禁止卖淫”标志的场所，没问题也变成有问题了，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嘛！再说，“禁止卖淫”之类在我国法律里是有明文规定的，之所以还有人去做，原因很多，但却决不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有些话宜于执法者认真去做，却不宜于做成牌子满世界挂去，“禁止卖淫”之类就属此列。

“禁止卖淫”延续了执法者的“标语崇拜”思维：检查团来了，不“热烈欢迎”不能烘托气氛；搞专项整治，不悬挂“禁止”标志不足以表明决心。两年前，云南曾经搞过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标语清理行动，遍布城乡、数以万计的命令式、强制性、威迫性标语被抹掉。清理的宣传标语多达35242条（幅），如：“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宁可添座坟，也不添一人”等。和“禁止卖淫”一样，这些标语出发点也许并不坏，却完全罔顾了受众的感受，着实有碍观瞻。但是，“禁止卖淫”之类，与这些命令式与威迫式执法年代的标语又不同，执法者已经不再那么迷信标语的治理威力了。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熟睡的人叫得起，装睡的人难喊醒。其实，一些娱乐场所之所以黄、赌、毒泛滥，并不是执法者毫不知情处于“熟睡”状态，相反更有可能是在“装睡”，乃至他们本身就充当着娱乐场所违法活动“保护伞”。老板们的经验之谈是：“没有后台，谁敢干这个。”

既然是纯粹的“为了标志而标志”，那么执法者这样做，追求的又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种观赏性执法。虽然在执法效果和执法效率上非常糟糕，但却极具执法动作和执法过程上的观赏性，为本来无从表现的执法决心和为民善意，树起了可资事后自欺或者欺人的纪念碑。即使执法行动很失败，但至少留下了看得见的执法痕迹，从而起到了“双面胶”的作用：一边封上面，一边封下面。

一句话，公众评价政府部门的执法成绩，不看广告看疗效。警方整治娱乐场所的成绩，人们自然能够感知到，而不必到处挂上“禁止卖淫”之类来污染人们的视线，恶心人们的味觉。观赏性执法可休矣。

（《百姓》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