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学的职业道德

   高行健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的开始，而且以后对大陆的文学，不能再叫中国文学。它错在不是大陆的依然是中国文学。用中文写作早己国际化，而大陆在极权统治下，由共产党认同的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边沿。另外，高行健也给中文作家们一次反省职业道德的机会。假如高行健仍在大陆，他的作品也不能全部呈现灵魂的力量。虽然没出国的高行健，作品也不断被禁。那只证实他是一位不与狼共舞的作家。只有在有机会展示作家的人格才可以看出文学的真实风格，从而文学作品才有价值判断。在极权下写作除非是个反叛者。出路是逃出去写，保持良知。不然只能是麻木的犬儒。伯_如果生活中不对周围的人报以同情和怜悯，也就不会写出感人的作品。萨特、托马斯。曼、海明威等作家都同时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作家都是先具备了人道和正义的观念，再从事写作：风格就是人格。而正常的自由社会保证了它的存在。

   而在大陆的名作家中，保持沉默是一种默契。我常听到这些话：

   你们在海外想说什么都没事，我们敢吗！

   要像卡夫卡，只为内心写作，管什么极权、正义感，扯淡！

   砸了饭碗，喝西北风去？共产党惹不起。

   刀就架在脖子上，随时灭了你，你想试试？

   有老婆孩子，要养家糊口。出了事家怎么办？

   我他妈的比你还恨共产党，但是，咳！

   早就看透了，人，就那么回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能想像西方作家在这种心怎态下创作吗。能想像这种心态能产生思想吗。

   自己被改造了的作家己经不再对社会提出问题。他们己由制度的受害者变成制度的受益者。今天的中国大陆是地球上少见的独裁国家，那里有强大的武装警察和文化警察。一切报纸电视，一切供成人和儿童思想的书刊和联网，都配有专业水准的审查人员。正常八小时上班工作，去消灭个人思想和可能出现的反对者。难得有一二个漏网的思想冒出来，也立刻查封和撤职处分或党内记大过。抓走的当事人一般是电台主持。杂志副总编辑。参加工作才半年的记者。印刷厂厂长但没有一个作家。

   可以肯定，在这个社会能公开发表和获了奖的作品，既不会有思想也没什么不同观点，这种大环境中从事创作的作家群体，在有限的自由里，仅仅是玩形式和玩语言或写写过去而存活著。老作家在八十年代还表达了时代的愿望，聚合了人们的情感，把社会推向了思想解放的前沿。今天也大都成了审美霸权的核心，强调著民族----国家认同感，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化。先锋派普遍做不出有力的表现。他们暧□不清。为了掩盖江郎才尽，忙著给自己贴著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乡土等标签。中间稍聪明的也只有个人的文笔风格，刚够寻找些不得罪政府的体裁，写成作品发表，弄好了还能获个共产党的奖。

   晚生代最有才华的朱文、何顿、韩东、邱华栋、东西、鬼子等虽有勇气面对无所作为的生活现实，但都在表面上犹豫不决，无深度和平面化。旧势力阻止了新思潮的突围。这些作家的小说在那个地区自成一体，有读者群和作品讨论会，甚至还有一批下个月没准就下海开“国际开发公司”的批评家等。但和国际社会没关联。甚至和正常的中文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也没关联。他们创作的小说缺乏时代感，作品也没现实感。不仅出了国的人不再看了，翻成外语更没人看。

   大陆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己经是商业文学与官方文学的杂交了，七八十年代的道德文学----伤痕、反思、寻根等早己演变成过时的怀旧文学，己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书店和图书馆书满为患。这只是证明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多彩。跟中国文学无关。

   大陆作家有故事有风格又有形式，确得不到认可，主要是缺少了作家的个人魅力。一个活在专制齿缝里的作家，人们会希望听到他的言论看法多过他的小说，更多的是欣赏他的思想和人格，甚至一个理想。人们期待作家能诉诸个人的真实感受，对当代的事物有参与。起码有情感上的关切，从而也给读者一些自信。这种关切和道德责任是分不开的。连练法输功的人都知道，面临政治压迫，不能不抗议。这在大陆作家群里从未出现过。他们没有个人反思，没有个人行动，从未有一个作家犯错误进了监狱。更没有批判或建立一种文化规范，使共产党收敛些。他们习惯了让思想睡觉，更看不到批判自我的激情。他们总在说文学超越了政治，其实是钻进地里躲过政治。缺乏高行健的从个人的处境产生人的精神----个人对集体精神的催化，进而令精神深度成为进步的可能。大陆作家没有给中国任何东西，还不如东欧国家的作家，起码给了他们的民族灵感以及走向道德的力量。

   大陆作家为了能在专制下过日子，都成了不能说出观点的哑巴，他们的作品可能有鲜明的立意，像王安忆的旧上海，刘震云、李锐的大苦大悲，也可能跟活人遇到的困境有一点关系，但不是严肃地改变生活，更不会改变现实。既没再现主体的意愿也没虚构的能力。

   我们从老作家巴金那里，只能读到些麻木良知，这一点，是正常社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常识。从王蒙那里读到了犬儒式的小人物，学习人该怎么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从余华的小说里读到人的可怜处境，读不到作家的个人心情和勇气。倒像个冷面杀手。从格非那里读到的是语言的迷惘，但造作的模仿先锋使语言失去了文采。一味的虚构和玩形式也毁了想像的能量。从苏童那里只能读到些湿乎乎的脏故事，也不知道他活在哪个时代里。想和谁共鸣。从邱华栋的城市空间，韩东被动的平庸化生活和朱文的照相式写作等一代的作品中，只读到些盲目的试验和没成型的人生哲学。随意的感觉碎片。从而也不能对丑恶提出批判。从女作家群体那里，读到的大都是些白日梦式的写作。她们自恋自己的三围或者头发。习性。品质。和自造的女人风采。试图替代现实的欲望。

   只有残雪具备了现代作家的功底，对人性有独特的分析力。但她找不到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立场。照样荣获极权社会颁发的省级劳动模范。她也没有诺贝尔奖要求的人品。这使我想到东德的作家沃尔夫。她得遍了东德所有的文学奖，也得了西德和欧洲的一些文学奖。报纸评论她将要成为第一个在德国共产国家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可惜东德消失了，她的人格记录被爆光。也随著她赖以生存的制度消失了。怪不得东西德合并的前一天，她堵著往西德涌去的人流，叫喊著别过去。

   其它九十年代出现的屈服于商业化和后现代的小说，在专制国家虽带有反叛意识，但到了西方社会，商业就是商业，和文学界无关。

   大陆的小说里读不到作家的灵魂，在这残忍的现实上空痛苦地回荡。这样的作家和文学是有缺陷的，而且是根本的缺陷。那是心灵随著腐烂的社会一起腐烂了。

   优秀作品都是带有原创性的，它的主要动机都是对理想社会有见解，对人在被别人做了什么，提出怀疑，。更是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挑战。目前哪个大陆作家具备了?

   诺贝尔在遗嘱里明确表明，他的钱是发给:

   “在一个理想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

   是发给为人类入带来了巨大益处的作家。大陆作家们的作品里都没有作者的灵魂。这倒正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它只给人类带来害处。制度的荒谬使活在其中的作家们更荒谬。

   分析极权社会的作家，可以发现人类的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真相，以及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作家的生活和社会关系，这比研究大众心理更准确。因为这些活材料都是社会精英，大部分就是共产觉党员。他们从事的写作，其实是为党工作的一个工种。他们大都备有一套与上面和下面为人处事的能力，讲的和做的肯定不统一，出国说的和回国说的完全两个版本。真的和假的故意装著不懂，一边读著他描写的人被权力所迫害，一边说六四的大屠杀是对的。或者现沉默。我见了太多这种全无职业道德的大陆作家。高尚的理想和诗意的理想，作家所具备的对知识的诚实，在大陆作家群里还不存在。更别提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倾向:

   “是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秩序，采取一种挑战的态度。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它希望通过批判，使人类的思想更开放和自由。”

   这一点高行健做到了。他的小说、戏剧都充满反思、追问和挑战。而且他也在文学之外宣称:有生之年决不回极权统治的所谓祖国。也退了那个狗屁党。这是一个作家起码的人格精神----你不能没有观点，什么都萎缩。

   大陆作家群体不仅仅老奸巨滑，有的己变为投机分子，像巴金、舒婷、张显亮、贾平凹韩少功等都是党的高层领导，直接消费著完全没人民参与选举的特权。不愁下岗。他们不是被动地住在“天鹅绒监狱里”[哈拉兹蒂语]。哪怕外在制度[思想治罪。新闻检查。对公民随便欺压]被瓦解，他们也会以知识分子或文化基因遗传的角色，充当内在制度的延续者，使极权仍保持著有效性。引进经济并没令专制改变己说明这内在制度的生命力。要明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局面将沿袭下去。假如大陆人都在逃离专制，剩下的大概只有共产党头目和一群作家了。作家们活在无人格的状态，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反叛的流亡文学

   中国文学的另一类是流亡文学。这概念是暂时的。当大陆独裁政权瓦解，流亡也同时消失。这批作家没有在大陆时期的政治压力了。远离了对手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实现。靠著反叛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很难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离开母语环境也使语言和智慧变的贫乏。完整的个人现代意识，在极权下长大的作家身上几乎是不可能有的。他们大都做为被极权迫害的活样品存在著。像插在水里的树枝，一时也死不掉，也生不了根。只有少数被西方社会的文学基金支持的作家如郑义、苏晓康、孔捷生、多多、北岛等稍活跃些，但大作极少。逃亡出来的作家大都是些被吹散的沙子。有原创性的作品出现也是大海捞针。时代和内心时间的错位，你就不仅要调外在的手表，还要调内在的时差。因为只有重组记忆，重新做人，才能认出表达自我的中文语言。这真要有一种对语言的信仰了。由于都是在专制中长大的真空人----既没传统文化也没现代意识。女人们只好忙著买旗袍包装身体，男人们连渡假也不敢脱掉西服，生怕被指认出异国身份。还摆脱不掉背开离乡的罪孽感，如“父母在，不远行”。还要每天强迫自己学习适应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作家便很快放弃了不实际的中文，何况又是不干□也无美感的大陆语言，都忙碌在实际生活里了。

   北岛虽然名气搞的很大，做为一个英雄人物也是无可厚非。但做为一个诗人，他还不够。不仅诗本身没有了诗意，没有原创性，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往里走。欧阳江河曾在北岛诗集的序言里发挥了一个思想，但由于文不对题，那简直就是指驴为马。和高行健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北岛不是个知识份子和思想家，顶多算半个文人。

高行健在海外真是个例外。他既没语言障_也没生活压力。娴熟的外语刺激了他对汉语更深入的把握。他的水墨画每年开展，收入足够他不考虑稿费而写作。对他而言是直接进入自由境界的最后一道门了。他说，发现自己依然是个牢笼，一个僵死的规范的语言牢笼。你只能在里面跳着，直到有一天感到一种现代的独特的语言为你打开一条灵感的通道。而他两部长篇确实自然地展开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印像和对生命的真实感受。他从不在意外在的形式。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什么实验文学。纯文学都没意义。你不能因为是什么文学而写，文学就是你在此刻找到自己存在的一个理由。流亡生活凸显了一个作家的个人勇气。他的成功证实了流亡并不是失败。而是走进人类共同能体味的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台阶。出国以后，外在的环境变了，作家和语言的关系就一下子突显出来。你必须忍受文化断裂的孤独。你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以前对语言的滥用。渐渐地，漂迫在外使思想赖以存储的语言仓库也变质了。作家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勇气。更需要一种坚持。高行健的忍耐最终使人们信服，中国文学能达到一种诗意。他用真实的写作展示了汉语的能量。也把汉语的长处发挥得很充分。抓准了对自我的怀疑，对现实价值的质疑，使他的叙述者----精神个人主义者，就具有了穿透力。

   关于翻译的错位

   大陆的作家总是责怪翻译他们的作品太少。这当然是两个问题。首先是汉学家们不是文学家。他们由于对汉语的兴趣被推到了介绍文学的前沿。他们几乎不用中文思想，也就弄不清文学的性质。包括其中的顾彬和马悦然也只能是山中无老虎而己。另外是对大陆文学的误读。

   与西方介绍拉一美文学的传统看翻译汉语文学的处境，那几乎还在初级阶段。这么说的意思是：汉学家在自己语言体系中，还未形成丰富的专家阶层，马悦然把推崇莫言、苏童、余华和高行健混成一团。顾彬认为高行健只是一般的作家，而舒婷确是他推崇的诗人就是个实例。大部分汉学家在本国仅仅是靠汉语生存，没有依靠汉语建立一套思想体糸，从而成为本语言文学思想界的社会观察者或批评家。那么译出的作品当然也进不了本语言的重要位置。中国文学不能像拉美文学那样，影响或改变西方文学，是难免的了。因为从选择到翻译都有个人价值判断的失误。这是说；能否排除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建立有价值的中国文学的架构，要靠汉学家的个人水平。

   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是并存的双胞胎，要有远见地区别，像区别德国文学和东德文学一样，不然就是对文学不负责任。己经解体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例子数不胜数。现在开始做此分门别类的工作虽然为时己晚，但早点开始总比不开始好。不然，对后人不负责任。现在读者己没兴趣看东德文学，十年后也不会有人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清理文学垃圾的工作应尽快开展。

   面对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混杂，能否建立新的文学观念，既抛弃社会主义文学找出具有文学意义的作品，再确定中国文学的特征，再翻译介绍。翻译社会主义文学是帮专治制度的忙，延长社会主义的寿命，也是在帮著杀人。尽量不翻或者少翻，多翻被专治制度查禁的，特别要少翻被专治制度评为大奖的。

   另外，要编出真正的中国文学辞典，而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文学辞典。看来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缺失。目前这类工具书只供翻查社会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反叛的、不听党的话的、查禁的、流亡的等，凡是共产党不承认的一概没有。高行健不为人知就是个例子。起码缺一本流亡作家辞典。这不利于对中国文学的全面发展。而那种大陆出版的辞典一定随著社会主义的瓦解而成为废物。

   汉学家们明明知道中国作家都是政府的国家干部，而这个国家是除北韩以外，是最没有尊重人权，最愚昧的政府，也几乎是最残忍的政府。他们关的反对者人数也是世界之最。在一个残忍随时发生的社会，这些作家对此不闻不问，和政府和平共事。汉学家们大都生在有人权保证的社会，对此应该有经验认识。但也识而不见，更没有自我反醒，是否对文学的风格和人格分开看。世上没有同时是社会主义作家，同时又是受资本主义欢迎的作家。无论是哈谢克还是箫伯纳、高尔基、巴金都一样。那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认同。

   从前的汉学家在介绍大陆文学时，并不是对文学的兴趣，而是对人物和社会的兴趣。时过境迁，现在的作家己从反独裁成为独裁社会的作家，他们不但再也不反对政府，而且以他们的强大的创作队伍，证实著现政府的施政成功，失落的正是汉学家们的翻译：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之开放。不小心帮了共产党，成了党的宣传员。中国文学当然可以在大陆产生，但一定不是放在新华书店里的名家全集。而可能是那些禁品。

   今天市场上的大陆文学当然常有揭露和讽刺贪官污吏、社会风气、一代被一代打倒的泛难，但这一切正好是共产党要克服的，只有这么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这些罪行也正好证明执政者的高明。揭露对手，把错误放在那些对手怀里，正是党给作家们的任务。虽然比起苏联等社会主义现实文学，大陆的更成熟更开放些，但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总是存在著两种作家和读者。一种是作家表达了对现实不满，读者感到有人替他说出了精神的困扰。像现在大陆王朔、贾平凹、叶永烈、余秋雨等的作品。另一种是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意识，困扰来自主观和客观的双向压力。加上对语言的发现和颠复，才被承认其文学性。汉学家们很少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作家的人品，文学性是人格和语言在社会中的批叛意识。这也是对知识的起码认同。

   诉苦文学在西方漫延

   目前，用中文创作的作家遍布全球。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阅读也要全球化。通过商业走进西方家庭己是一条出路。

   在西方生活的中国妇女，己形成强大的诉苦文学的商业潮流。欧洲市场上最流通的是张戎的<鸿>，外国人以为那就是中国文学。还有顺著张戎涌出来的一批专事诉苦的家事小说。她们的模式化，很大部分的灵感来自汉学家对中国伤痕文学的介绍，从而使她们找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感兴趣的焦点。这一点汉学家要承认他们的失误，使西方读者和共产党都欢迎的诉过去的苦，才比今日的甜，己经成为中国商标，是党的开放证据。这些妇女回国都是为□国立了大功的巾国英雄。

   可惜那都不是文学。高行健、虹影、哈金等文学类小说刚敲开西方书店的柜台。其中只有高行健配合了他的戏剧和水墨画占有了市场一角。高行健的近十几部法语的戏剧不仅在全世界年年上演，他的两部小说翻译出版后，早成为法语国家的文学大事。被称为法国出版界历年来最厚的一本文学巨著。让西方读者看到了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小说了。其它张显亮。王蒙。苏童等大陆作家，仅仅被一些汉学家翻译出版了。虽然也有上百种，那只不过是在大学范围内流通。还没有什么大陆文学像拉美文学那样，在西方书市上正常出售。更不要谈获诺欠贝尔文学奖了。中国文学的缺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而权权政府依利用这弱点在害人。在中国还未有思想自由的时期，高行健能以文学的力量展示了自己本身对不公正的抗议，也是大陆作家所缺失的。

   2000年11月15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