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新名词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假如说过去的“既得利益者”的提法已经模糊了利益博弈的界线的话，毫无疑问，“特殊利益集团”的提法就从新把利益博弈的界线划分得更加清晰了。因为，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尽管每个人的“既得利益”并不一样，但“既得利益者”的“者”这顶个人帽子的确是每个人都能够戴上的。而“特殊利益集团”的定义就不一样，必须是以“集团”的形式（不论是公开的集团还是隐蔽的集团）存在，并且以获得“特殊利益”为目的。两厢比较不难看出，“既得利益者”也许只能获得“普通利益”（当然并不排除其中的一些人也会获得“特殊利益”），而“特殊利益集团”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往往是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无法获得的。这些“特殊利益”包括权力操控、资本左右、金融支持、媒体青睐与司法保护。

那么，“特殊利益集团”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回答这个问题既困难又不困难。困难的原因就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是不会承认“黑社会组织”这种形式存在的，因为，一旦承认“黑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的话，就会引起另外一种更可怕的政治联想——社会黑；不困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的确确真实地存在着“特殊利益集团”这样的组织形式。尤其是以近期“上海社保基金大案”而牵涉（涉嫌）出的各方利益关系和利益关系人物为特征的“特殊利益集团”，就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黑社会组织”也简称“黑社会”，相关定义是这样的——“进行犯罪活动及其他非法活动的秘密社会集团。这种秘密社会集团内部组织严密，作案手段多样残忍，行为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由于这种秘密社会集团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打击的重点对象”。

结合上述“黑社会组织”的定义，愚下认为，这种组织的“特殊性”就在于权力＋资本＋金融＋媒体＋司法等利益关系和利益关系人物结成的“利益集团”，在我国就叫做“特殊利益集团”。看看“上海社保基金大案”背后的初揭规模，就可看见“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性”：陈良宇（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祝均一（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秦裕（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陆祺伟（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王成明（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韩国璋（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张荣坤（福禧投资董事长）、吴明烈（上海新黄埔集团董事长）、韩方河（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郁知非（上海国际赛车场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这个11人的公开名单，只是初步公开的名单，据说该案涉嫌单位和涉嫌人物众多，有可能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大窝案。不过，仅从11人的公开名单，就能看出权力＋资本＋金融＋××＋××的“特殊性”结构，尽管名单中还没有出现媒体中人物，但没有人不会怀疑这个“特殊性”结构在操控上海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了媒体的参与和哄抬力量；尽管名单中还没有出现司法中人物，但没有人不会怀疑这个“特殊性”结构在操控上海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了司法力量的保驾护航。这些怀疑完全是合理怀疑，而且可以预测的是，媒体中人物与司法中人物迟早都会在该案中亮相，这既是过往的经验判断，也是过往的教训必然。

虽然“上海社保基金大案”的性质并不具备文章开头谈到的“公开的集团”的特征，但是却具有了“隐蔽的集团”的特征，同时也符合“黑社会组织”的相关定义——“进行犯罪活动及其他非法活动的秘密社会集团”。相信随着“上海社保基金大案”的水落石出，人们将会看到这个“隐蔽的集团”是一个“内部组织严密，作案手段多样残忍，行为活动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的“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黑社会组织”。也正是由于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演变成了“黑社会组织”的原因，才会成为我国“政府打击的重点对象”。

不过，有关“特殊利益集团”是不是“黑社会组织”的话题，在我国国情面前始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所以，能够肯定的是，讨论“特殊利益集团”究竟是不是“黑社会组织”的问题已经并不重要，也许是一个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的话题，因为，完全有可能引起另外一种更可怕的政治 联想─社会黑，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怕社会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