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亨利•基辛格和越盟的黎德寿在巴黎签订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定。基辛格给了越盟40亿美元，作为签订该协定的报酬。同时还和越南签订了有事时立即派遣海军空军进行支援的防卫条约。基辛格凭借这项功绩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两年以后，越南受到了越盟的全面攻击，最终灭亡。曾经信任的美国没有来帮助他们。越盟准备南侵期间，越南还深陷在所谓的“民族、和平、和解、合作、交流”的和平协定五项原则的幻想中无法自拔。使越南陷入幻想中，从而导致内部瓦解的人正是广泛渗透到政府、大学、在野团体中的间谍和同一步调者。这些人的数量达到5万人。

维利•勃兰特1963年担任西柏林市长时期，因允许同东德自由来往的过境协定而闻名。当上总理的20世纪70年代，他又举起了对东德包容政策的决定版“东方政策”的旗帜。第二年，他也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三年后，由于自己的心腹被查明是东德间谍，所以勃兰特也必须离开总理的位置。据推算，德国统一之前，暗地里活动的东德间谍和情报员达2万~3万人。议员、政党领导层人士、大学校长、牧师、外交官、军官、科学家、媒体人士沉醉于理念之中或者受到怀柔和威胁手段的欺骗，从而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里甚至还包括秘密获得东德国籍的人。德国把推行东方政策的同时，整个社会都被左派理念所淹没的20世纪70年代称作“红色10年”。

越南和德国原来也像我国一样，是分裂国家，并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战争。展开间谍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也曾经历了骨肉相残的战争，导致500多万同胞死亡、失踪、受伤。如果没有间谍，反而是不正常的事情。就像统一部长官李钟奭说的那样，“同盟国之间也理所当然存在间谍”。北韩派遣间谍，物色协助者的时候从哪里入手？从北韩的立场上看，很容易得出答案。集中国家一切情报并制定核心政策是青瓦台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制定法律的国会、掌管武力的军队、引领舆论方向的知识分子集团和媒体、布满宣传和煽动者的市民团体、大众影响效果较大的文化界等。

间谍滋生的土壤是敌对国家内友好的氛围和松懈的反间体系。如果说西德内有“红色10年”，我们就有“主思1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掌握学生运动圈的金日成主体思想派相当于北韩的千万援军。首次向运动圈提供主体思想的金荣焕说，全盛时期，明确主体思想的人达1万人，同一步调者多达30万人。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主体思想派心中怀有亲北、反美、自主的信念，被安插在各个重要位置。曾是主体思想派核心人物的姜吉模说“从我这里接受主体思想教育的运动圈出身人士中有现政权的实权者”，同时指出了三名开放的我们党议员和四名前、现任青瓦台人士的真实姓名。至今为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没说：“我不是主体思想派。”

国情院把“一心会”的386间谍团事件转交给了检察机关。他们掌握了对每个人暗地里调查10年的资料，可以猜测出这段时间里要抓一个间谍也要看别人的眼色。今后的调查也不会轻易切入核心。可能要等到现政权任期结束的1年零4个月以后，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查明事情的真相。也许会像越南和德国一样，直到停战线崩溃后，才惊愕地发现那些令人震惊的人物就是北韩间谍。直到那时，近来南北和韩美之间发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才会摘下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