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理资源。但中国的诸种弊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凡是对中国的国情、现实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回答。

近期京城小舞台上的一部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我亲眼看见在幕间休息时有人愤然退场，同时也听到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网上的意见也是截然对立、互不相让。

这部剧在反思30年的中国改革得与失。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基本没有剧情，从头到尾充满大段大段演员嬉笑怒骂的台词。这种批评现实，要比一味粉饰、无病呻吟或玩形式与“深沉”的东西要好得多。不过问题在于，嬉笑怒骂以什么立场和价值为出发点，批判背后隐含的目标是什么。

说白了，这出剧是以骂取胜，骂得痛快、骂得机巧、骂得很文化，凡是引起鼓掌和叫好的地方，一定是骂得酣畅淋漓，语言暴力发挥到极致的地方。比如对时下流俗而可恶的“接轨”这么骂：“二十四史跟二十六个字母接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跟芭比娃娃接轨，楚骚汉赋魏晋文章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跟托福GRE接轨”。这种嘲笑和宣泄很容易引起共鸣，其实在饭局上、小说里，甚至在会议中，最有趣、最提神的就是重复民间流传的各种顺口溜和段子，这个话剧也可以说是顺口溜和段子的连唱或集萃，因为文化而比民间顺口溜和段子高雅、精致，但由于过分雕琢而没有民间语言爽口与鲜活。

剧中骂经济精英，骂他们巧取豪夺、为富不仁;骂文化精英，骂他们自私、无聊、无耻;也骂小老百姓，骂他们见风使舵、猥琐。该剧的指导思想是今日中国社会新左派的套路，批评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腐败、贪污和化公为私，但病因的诊断和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市场经济，而不是旧体制，不是权力的垄断和滥用。这部话剧在知识界受到的批评，主要在这一点。

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理资源，从圣西门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引证的说法数之不尽。中国刚开始搞市场经济，既不成熟，也不规范，诸种弊病肯定与之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是否如某些人所说，今日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发达的西方社会的问题属于相同性质，我想，凡是对中国的国情、现实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回答。

《南方周末》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之艰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洞见，显然比生搬硬套西方左派理论要高明得多。

剧本作者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要反映和反思这30年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他无力把握这么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比方话剧的第七幕一开始就说“1980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这充分说明了作者认识的缺陷。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形势、社会政策不同，人们的反应和心理也不同，现在老百姓的怨言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主要还是集中于90年代的拜金主义、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而在80年代，整个社会实际上是有相当共识，而且有一定的理想主义。

该剧受到广泛批评的另一点是它否定自由，对自由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弊病都归罪于自由。当然，自由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发展的方向也应该是有更多的自由。

这30年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进步往往都跟自由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市场经济、开放搞活显然也是自由增加的表现；现在我们酝酿并期待中国将有一个很大的政策改革和进步，就是在户口制度上要有所松动，不搞城乡的二元对立，不让农民当“二等公民”，这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的自由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是知识分子才需要的奢侈品，劳动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别的东西，这个观点是非常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