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的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美国货币史》，指出三十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并不像流行说法是“市场失败”，而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失败，从而为“市场经济”辩护。

专著传入东欧成革命种子

自一九六六年始，佛利民给美国《新闻周刊》写了十八年的专栏，普及自由经济的理论，告诉读者（尤其是美国的新一代）他们在大学里根本听不到的声音（因绝大多数美国教授左倾，反资本主义）。一九八○年，他的专著《自由选择》一出版就登上畅销榜，该书的录像带偷运到共产铁幕世界，被称为“革命的种子”。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佛利民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标志着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被“撕成碎片”。

“凯恩斯理论”主导的二十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最血腥的一百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一亿二千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一千九百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发生这种“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乌托邦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这种乌托邦的幻想之一；强调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主导经济，强调政府的主宰作用，实际上是无视、蔑视、剥夺个人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政府控制经济，结果是剥夺人的自由。

在共产国家，凯恩斯主义被扩展到计划经济，计划政治，计划军事，计划文化，所有都纳入“计划”的轨道，结果造出一座座《动物农场》，把每个人都变成《美丽新世界》中那种需吞麻醉品的整齐划一的符号。

拒绝乌托邦的“美丽新世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政治嗅觉灵敏的赫胥黎就写出警世之作《美丽新世界》，提醒人类乌托邦的可怕。该书写了两组人群，一个是“野人”，虽有自由，但缺乏理性。另一个是成批生产的试管人类，千“人”一律，没有真正的思想情感和自由。这个试管世界其实就是后来共产国家的雏型。

该书四十年代中期再版时，赫胥黎在序言中说，他曾想大幅修改，有个光明结尾，在两组悲观“人群”中，提供第三种选择：一部份“试管人类”逃出专制，建立了一个既有自由，又不像野人那样生活的社会。其实这种世界就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民主社会。但在序言结尾处，赫胥黎又大胆预言，人类社会，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国家主义、军事化的暴力统治的社会（即后来的共产国家和伊斯兰专制），另一种是“福利专制”的乌托邦。

今天，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在全球大势已去。伊斯兰的专制社会，也在松动瓦解，刮起民主之风。暴力统治的世界，正在摇摇欲坠。那么西方民主社会，是不是像赫胥黎所预言的“福利专制的乌托邦”？

所谓“福利专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增加国营化成份，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强行把个人财产收归国有，进行二次分配。据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 Paul Johnson ）在其知名的专著《现代》（ Modern Time ）中的数字，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百分之十，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百分之四十五，而在共产国家，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百。即使在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举措。

预言美国将会溜向社会主义

即使今天，在“政府万能论”被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经完全破产之后，西方的大学校园，还有数不清的左派教授们，相信扩大政府的功能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推崇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向往《美丽新世界》的那种乌托邦梦想。

在被称为实行“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美国，主张高税收、政府干预经济的左翼民主党，自一九三二年至今的七十四年间，就主导了国会六十二年。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又夺回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党，可见这种“均贫富”（不是自由第一）的福利社会主义思想，即使在美国仍有如此这般的市场，更不要说高举福利社会主义大旗的欧洲了。

在二千年时，布殊和戈尔竞争入主白宫之际，佛利民接受采访时忧虑地预言，不管哪个党获胜，“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布殊当选，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会溜得快一点。民主党一向倾心高税收，而共和党也飙升政府预算。看来赫胥黎半个多世纪之前预言的“福利专制”，仍是追求自由的人们要全力抵抗的“乌托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佛利民（享年九十四岁）一生致力建树和传播市场经济的自由思想，才为所有看重自由价值的人们推崇和感激。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