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4月17日公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一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注：最新汇率10卢布=2.9731人民帀)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

　　今年10月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二

　　第二份，世界银行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笔者的舅父和舅妈，在广东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前几天我问他俩，养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说，他是集体八级工，30年前工资八十多元，现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气就要90元。

　　 “水涨船高”，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政府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承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同时起步于1999年，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的提高却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迅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今年接近4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下还在下降。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他们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4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他们的希望，何等渺茫。

　　(三百门渔夫 2006.12.18)

　　在北京召开的中非首脑会议，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承诺免除债务、提供贷款，开发投资，援助计划共二百到三百亿美元。这一款额，足以在中国农村建立起一套妇幼保障体系。下图这是一对来自贵州，在地下轮胎炼油作坊打工的母子，他们这一阶层的群体，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并不比非洲贫困人口好，人数可能不比非洲贫困人口少。

第二篇 中国巨人能放慢脚步吗？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过去三年，官方曾一再尝试让两位数的经济增速放缓，但都没有成功。一些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未来一年，随着人民币缓慢升值，加上北京对中国地方政府和银行的过度投资“挥起大棒”，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预测最终将会兑现。

    但这意味着要冒改变中国增长模式的风险，而迄今为止，这一模式在中国一直表现良好。几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在采取措施，试图驾驭经济的快速增长，时刻警惕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和过度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增坏账充斥商业银行的风险。

    这些措施包括：2004年加息；2005年开始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以及对地方政府和银行进行一系列常见的直接操控和政治劝诫。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举措似乎都收效甚微。经济依然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3年、2004年和去年分别增长了10%、10.1%和10.2%。

    事实上，中国经济过去10年左右的总体增长模式大体上并没改变，这一模式就是：经济增长通常在8%至10%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始终高于整体GDP增长，通货膨胀水平通常较低，且相当稳定。

    但带来这一结果的各种政策——包括为抑制人民币升值而进行的大规模干预在内，自身都蕴含着风险。抑制人民币升值需要伴以“冲销”操作，以回笼因外汇市场出售人民币而增加的国内流动性。

    这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购买短期央行票据，而这一操作本身已经压低了票据价格，并可能推高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水平。如果这种扭曲持续下去，将增加银行系统效率低下，而这可能大大超过允许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并吸引更多追逐较高利率的海外热钱。

    为此，有关方面需要作出一个精确判断：此种弊端是否比紧缩的政策措施更糟糕，特别是通过允许汇率上扬来实现的紧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指出，在中国低成本的纺织品及玩具出口企业，利润率仅为3%至5%，即便是人民币相对小幅度的升值，这些企业也可能受到威胁。

    他表示，纺织业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着1亿中国人的生活，让如此有力的减贫发动机降低速度，这将是一种需要政治勇气的行动。

    但对余永定而言，现在这种“风险-回报”考虑的结果表明，设法约束经济增长属于比较稳妥的做法，在去年人民币升值未产生明显影响之后，这一点尤为明显。

    他说：“如果汇率上升，我们可能失去20%的企业，但我们应当有能力重新为工人安排更好的公司。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不错。货币升值了5%，没有对经济造成影响。”

    政治考虑的结果，可能也在向更多地约束经济增长转变。由于国民储蓄率在GDP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中国的过度投资一直在受到国内储蓄的支持——事实上，这种支持过头了。

    相应地，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增加而非下降了。事实上，面对如此快速增长的一个经济体，人们可能对此早有预期。贸易伙伴对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抱怨——特别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抱怨，也比以往更厉害了。

    自行提高中国的出口成本——不论提升比例有多低，或许都要好过让美国国会征收紧急关税来倒逼。

    余永定表示：“有关经济减速的预测去年也曾出现，但其影响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阻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仍然在集中精力推动增长。但是，中国政府已在设法将地方领导人的政治动机往另一个方向引导。

    五年一届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常是刺激增长和鼓励投资的信号，而将于明年召开的下一次大会可能产生相反效果，因为中国政府要求避免过热的政治信号更加清晰了。

    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年中国政府高调立案审查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表面上是因为腐败问题，但似乎却是将刑事惩罚手段用作了宏观经济管理工具。

    这个书记的罪行可能是渎职，但这次行动所发出的信号，对于无视中央政府约束信贷要求的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次警告。但尚不清楚此次来自北京的劝诫是否有效。然而，即便是经济确实过热了，或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真的减少了，中国也处于非常有利的应对位置。

    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国债负担率令人心安，而且如果银行的确需要政府协助重组的话，那中国也还有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供使用。毫无疑问，放慢中国经济步伐将是一个引人瞩目之举。与所涉及的相关利害相比，或许风险还没有那么大。（作者：Alan Beattie)

第三篇 中日经济差距究竟有多大 赶超日本需几代人努力

第四篇 正在消失的中国个体户

• 个体户遭遇的窘境

在夜幕的掩护下，非法经营者小唐，一边扇火，一边左右望着胡同两头。有时候，他忽然全身一紧，死盯着看一会儿，然后松一口气。 突然间一声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双手端起炭炉，迅速消失在黑影里。也有的时候，逃跑是失败的，他只好跟着对方到办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经记不清自己被“罚没”过多少东西

2006年冬天，北京市中关村街头。几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刚罚没的一辆烤红薯用的三轮车抬上拖车，一个头戴绿色围巾、有些瑟缩的中年妇女在边上哀求。“求求你还给俺吧，俺以后不在这儿卖了。”“哪儿都别卖了，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这些普通的经营在许多国家并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不注册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

个体户投资遭遇严苛政府规制 大老板享受超国民待遇

河南沁阳:投资逾5000万开车违法不罚款 娱乐场所不能查（法制晚报）

浙江温州:红头文件规定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小康杂志）

《中国青年报》记者 张伟

不仅要注册，还要“规范化”，营业者甚至要统一着装（资料图）

八十年代的个体户 更多图片请点击>>> 

个体经济的哀歌

被冷落了多年的“个体户”，近几个月里突然成为焦点，登上许多报纸和网站的醒目位置。标题是：7年间，个体户减少650多万。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2505.7万。

个体户日渐“消逝”？生活中的人们可顾不上辨析这个问题，就像安徽籍的小唐夫妇，他们依旧日复一日在北京继续着那算不得“个体户”的个体户生活。即便是在深冬，他们也总会在每天晚上8点左右，骑车来到北京大学西门外的一条胡同里。

这名海军转业兵，麻利地支起他的烧烤铺子。一个四腿木架，一个铁皮炭炉，三五个塑料马扎，构成他所有的经营工具。然后，他燃起炭火，一边招揽生意，一边习惯性地左右张望。

小唐符合个体经营的几乎所有条件，然而他并没有进入中国个体户的统计数据。因为他的经营，被认定为“非法”。

这样一架炭炉，在个体经济发轫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一度十分普遍。20多年前，这东西象征着社会的希望。

有人开始怀念中国个体户的“好日子”。一家主流网站，发布了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照片上，有街边衣服小摊，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的白底红字招牌；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的“缝纫机”，为排队等候的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这段日子，被专家视为中国个体经济起步的关键。勤劳致富重新成为光荣的行为，当时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某省副省长更是公开表示：“哪个地方个体经济发展了，哪个地方就富裕。”

“这是中国一代先富者事业的雏形。”有人对照片作出评论。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财富雏形，如今成为清理的对象。

北京老秀水市场的个体户老张，是消逝了的650多万个体户之一。如今，偶尔路过老秀水街，他会短暂陷入对自己过去拼搏和辉煌的回忆中。

当时，秀水市场还未建立，只是一批聚集在那里贩卖小商品的商贩。老张记得，创业之初，为了进一批衣服，他在大冬天守着发货的仓库，一蹲就是一夜。

而他更深的记忆，则是如何与管理人员“打游击”。那时，“个体户”还没被承认，墙上经常能看到“打击投机倒把”的白漆标语。为了行动方便，多数商贩都有一辆三轮车，管理人员一出现，大家招呼一声，一哄而散，“追都追不上”。

如今，老张常常在街头亲眼所见，也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当年他们的遭遇，正重新上演。

只不过，当时孕育着个体经济希望的这一幕，在今天重新上演时，却似乎是在唱响个体经济的哀歌。最新的证据是，2006年，有的城市，将创建“无摊城市”作为塑造城市新形象的目标。

(中国青年报)

开店？哪有那么容易咧！

在夜幕的掩护下，非法经营者小唐，一边扇火，一边左右望着胡同两头。有时候，他忽然全身一紧，死盯着看一会儿，然后松一口气。

突然间一声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双手端起炭炉，迅速消失在黑影里。也有的时候，逃跑是失败的，他只好跟着对方到办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经记不清自己被“罚没”过多少东西。“为什么不去开家店？”有人问。

他呵呵一笑，一边低头忙活，一边敷衍地答道：“要开，将来一定要开。”

在他的心里，将来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北京街头，有一家小小的门脸。不过，身旁年轻的妻子则会露出惊异的神色：“哪有那么容易咧！”

“一丁点儿的小房子就要好几千一个月，还得办手续，花好多钱。”她说。对他们来说，房租、手续、税收等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针对此类状况，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与当年国家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国个体户们，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

首当其冲的高门槛就是“准入”制度，这已成为个体户日渐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天勇称，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这些普通的经营在许多国家并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不注册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

不少有心摆脱“非法”的普通经营者，往往在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繁琐的审批程序面前，望而却步。

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学者曾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做过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中国内地为7道，需经的工作日天数达到111天，而环境较好的某些国家只需要两天。

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来判断，完成审批所需的显性费用，占据了中国人均年薪的11％，远高出许多国家平均1％这一数额。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各级机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大大减少。不过，阻碍个体户“合法”的门槛，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

而在“准入”高门槛之外，小唐夫妇开店的梦想还面临着更多的屏障。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法写进宪法许多年后，众多个体户和准个体户发觉，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

2006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停止民宅商用的登记。周天勇认为，这是对个体户发展“雪上加霜”：假设一个租用民宅，每月只需5000元租金的个体户，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工作地点，在本就紧张的资金中拿出昂贵得多的租金来。

何况，租金只是个体户们沉重的负担的一部分。

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

专家称，由于我国经济法规不健全，个体户在成长过程中由没有人管，到谁都想管，经济负担不断加重。周天勇就连用几个“特别多”来强调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

全国工商联相关调查显示，繁重的政府收费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调查罗列了某些地方个体和私营企业需缴纳的费用，包括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土地发放费、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

有评论指出，自从1999年工商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一些工商部门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上，而是热衷于收费，只关心工商收费额的多少。

“税费负担沉重是个体户数量锐减的罪魁祸首。”评论称。

与政府管理功能“过度”同时存在的，则是政府对创业服务相当程度上的缺位。这被认为是妨碍个体户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与各部门“情理之内”的索取相比，个体户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服务，而且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

据透露，北京市每年有大量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而由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发放了不到10笔。

对小唐夫妇这样渴望一间“小小的门脸”的人们来说，这些其实存在的扶持资金，却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中国的创业服务严重缺失，有专家称，这让众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

哪怕是为了生存

这是2006年冬天，发生在北京市中关村街头的真实一幕。几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刚罚没的一辆烤红薯用的三轮车抬上拖车，一个头戴绿色围巾、有些瑟缩的中年妇女在边上哀求。

“求求你还给俺吧，俺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哪儿都别卖了，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挣不着钱啊，你说。”中年妇女挤出个苦巴巴的笑容。

在城市街头，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回老家，挣不着钱”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小唐夫妇，和他们所有外出打工的同乡身上。

与此相关的是，据2005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体户，超过半数为生存型创业，而非机会型创业。

而另一份清华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生存型创业在我国目前创业总量中的比例，占据了九成。这些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有人用通俗的话对“生存型创业”进行解释：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只是为了“活下去”。其创业范围，多局限于商业贸易，如零售、个人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服务等行业。与拥有技术和资金准备的创业者相比，生存型创业者往往个人能力较低，自身缺乏竞争力。

这种前提下，如果国家政策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没能给他们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时又缺乏中间机构和组织，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辅导，那么，其失败便很难避免。

“个体经济天然地对其生存环境最为敏感，由于其弱小无助，大多来自底层失业贫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场环境，才能够生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和赵世勇撰文称，如今的个体经济，连赖以谋生的最低要求都难以实现。

个体户“没有交易自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文章指出，因此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个百姓提供必需的就业机会，使他们都能通过市场实现自食其力”。

个体经济的式微，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难题。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而在开办企业排名里，仅列第128位。这与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经济奇迹”远不相称。

社会学家担心，个体经济的没落，将凸显社会阶层划分的隐忧，使中国社会难以摆脱不稳定的“洋葱头形”社会结构，建立稳固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