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大员愈来愈会做骚，新年伊始就让路透社採访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从现在到○八年奥运结束前，外国与香港记者假如要採访某人士，理论上不必再预先取得单位的同意；到各省市採访，也不必先获得当地“外办”的准许。同时，更多党政单位，包括解放军会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惜这些花架子不代表中共严控传媒的“基本国策”有丝毫改变。

路透社的简短採访引用鲍彤说，“假如外国记者可以自由报道的话，那确实是好消息。”先不谈本身是大改革家的鲍彤在一九九六年获释放后，至今还丧失人身自由，继续被非法软禁；中国老百姓在国内报刊中，也无法看到路透社与其他西方或港台媒体的新闻。要决定“胡温新政”有没有真的向境外记者松绑，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迟迟不订立新闻法

最基本的是外国以至港台新闻工作者，在大陆工作时的“人身自由”与基本人权没有保障。笔者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当过近三年的特派员，当时从“行家”与国内消息渠道获知，驻北京记者一抵达中国，国家安全部就为他设立一专门档案；国安人员会根据此记者的“表现”，对他进行局部或二十四小时的跟踪与窃听。这“行之有效”的规矩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第二是大陆迟迟没有订立新闻法，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来诠释何谓“国家机密”。这就注定境外记者毫无法律保障。举例说，外国主要媒体在北京或上海都设有规模颇大的办事处，但他们招聘的国内秘书、繙译或司机，往往都是“有背景”人士。好几次，国安人员都是以在外国记者办公室或行李中找到“内部文件”为藉口，骚扰和恫吓这些北京认为是在挖中国疮疤或说三道四的“反华分子”。

沙士后短暂“改革”

最关键的是“定性”问题。北京派驻国外的新闻工作人员，不少都是有“双重身份的专业人士”，他们除了向新华社等单位供稿外，同时替安全部或外事部门撰写供高干阅读的“内参”或“外国形势分析”等。北京负责“看管”境外传媒的单位，往往用同一套逻辑来看待西方驻华特派员。较保守的干部甚至会把后者定性为“反华势力代表”，或负责在中国策划“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特工。

胡温这次搞“国事公务透明骚”的目的何在？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的胡锦涛异常紧张他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形象。今年除了筹备奥运外，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更是重头戏，而胡总要争取风光十足地充当十三亿人的焦点。记得胡温在○二年上台不久，就遇上沙士瘟疫。当时胡总信誓旦旦地宣布要政务透明化，并在十几个政府部门创立发言人制度，以赢取老外的信任，尽快回到中国做生意与举行国际会议。但这“新闻改革”到○三年底便寿终正寝。

中宣部比前更严苛

不要忘记，这次所谓向境外传媒解禁的同时，中宣部与其他“打棍子”衙门，并没有对国内电子媒体或报刊出版业作任何放宽举措。自一年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之后，中宣部与其他管意识形态的部门比以前更严苛，而且理由非常可笑。

自从胡总推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后，文化与宣传单位都密密举行传话会，强调文艺、出版与新闻界要努力炮制“和谐”的作品与报道。换句话说，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新闻，一定要“增进和谐团结与爱国精神”，绝不能给胡温新政添乱。新华社等党喉舌素来不发放有关处理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以至“不听话”记者的新闻，例如程翔案就从来没有在国内媒体曝光。凡此种种说明，大陆新闻的春天只会姗姗来迟，严冬还长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