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可能用过粮票、油票、布票和肉票,在那个时代,要买粮、油、布和肉,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粮票、油票、布票和肉票。特别是粮票,有时甚至比钞票还要贵重,有的农民粮食不够吃,就拿家禽蛋品到市上交易,不收钞票要粮票,一般用3斤粮票换1斤鸡蛋。出差和旅行的时候需要携带全国通用的粮票,否则就有可能挨饿。
那么,中国粮票是何时起源、何时终止的?1953年10月,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的统购统销政策。1985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一文件的发布,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至此,中国实行了31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打破。1993年2月15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粮票退出使用。
现在买粮、油、布和肉都不需要票证了,有钱就可以买到了。但现在仍然存在一种特殊的“票证”,就是“准生证”(也叫“生育服务证”),一对夫妇要合法地生孩子,就必须取得“准生证”。如果说粮票在其它国家(例如前苏联和北朝鲜)也存在过的话,“准生证”则可能是中国的独家发明。
现在有人提出取消计划生育,也就是取消“准生证”,就有人反对说:“取消计划生育?要是有人拼命生孩子怎么办?”这种反对意见,就好像当年要取消粮票时,我曾听人说:“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现在买粮食不需要粮票了,但又有多少人愿意买一大堆粮食放在家里?你买粮食越多,粮店越高兴,因为赚得越多。
有人说:“五、六十年代不实行计划生育,那时人们不是都生五、六个孩子吗?”其实那时人们多生孩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避孕手段;二是在集体化时期,粮食以及其它物质财富是按人头分配的,家里人越多所得越多,人越少越吃亏,所以客观上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抚养孩子既费钱又费力,教育投入高昂,即使取消计划生育,又有多少人愿意多生孩子?现在愿意多生孩子的,等于是自己出钱为国家培养人才以及减缓将来的老龄化危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说到“准生证”,由于现在生第一胎也要准生证,所以准生证在某些地方成为一种紧俏商品,计生部门就是这种商品的垄断经销商。某些地方的计生部门与特定医院和保险公司联合经营,规定办理准生证的夫妇要到特定的医院体检,并要购买指定保险公司的生育保险。由于准生证是计生部门的一个重要财源,因此计生部门当然不愿意取消准生证。准生证给计生部门带来了巨大利益,但却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巨大麻烦。有位网友说:“我老婆怀孕都五个月了,突然之间,我被准生证弄的快要疯掉了。我是安徽人,老婆是广西人,我们住在广州,没有广州户口。现在,我被告知,我和我的老婆,必须回到安徽去办理准生证,还可能面临因为没有及时办理准生证而被罚款的局面!”
计划生育所致家庭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消费萎缩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消费萎缩又是因为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所致。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又是因为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官商勾结,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甚至连医疗、教育都产业化,以求拉动内需,但起效甚微,存款还是越来越多,消费还是越来越萎缩。真是渴死在长江边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被官商勾结瓜分了,百姓生活的改善几乎可完全归于孩子生得少了,使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
要是城市主流家庭有二、三个孩子,会容忍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1%?只占11%活得下去?城市主流家庭有二、三个孩子,刚性需求增加,生存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份额就必然提升到合理的水平,老百姓就会有消费能力,而消费是经济的动力。垄断企业、资本、财政税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暴利,经济就会健康发展,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现在中国问题可以用一个新词来概括:寄生经济。计生委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但是凭借特权而寄生,这是“寄生经济”最浅层的含义;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使得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这是“寄生经济”的深层含义。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导致消费萎缩。
世间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初看起来很有道理,很能迷惑一些人;但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这些观 点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中国人口太多”就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常常有人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咎于“中国人口 太多”,说什么“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会增加一倍。”果真如此 ,在1960年,中国的人口确实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半,为什么那时反而饿死了那么多人?在1900年,中国人 口只有4亿,是不是那时的中国人就生活得很好?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中国人口太多”这种观点是否符 合事实.
首先,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来看,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是第一人口大国了。十九 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 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是2004年,中国人口为 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4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 对量减少得更快。据人口专家预测,如果按目前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率继续下去,再过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 国。
其次,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不能单从人口总数来看,还要看人口密度。例如,新疆的人口总数虽然比上海还要多,但由于新疆的面积比上海大得多,所以很多人都说上海的人口太多了,而没有 人说新疆的人口太多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 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可见,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 达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为什么很少有人说“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人口太多了”?有人说:“中国西 部有很多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日本也有很多火山和地震,而且平原极少。现在假定日本和韩国的全部国 土都适宜人居住,中国只有一半国土适宜人居住,即使这样算,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还是高于中国.
第三,所谓“中国人口太多”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比方说,现在中国有13亿人,许多人 都说“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中国人口现在只有6亿,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但在1900年 ,中国人口只有4亿,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口太多”.事实上,所谓人口是“太多”还是“不多”,主要 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恰恰是那些经济发展缓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觉得人口压力大。而那些经济发展 迅速,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人均资源拥有 非常少,反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感觉劳动力缺乏,亚洲四小龙就是例子.
有人说:“人口越 少就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许多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很高,而很多穷国却人烟稀少。例如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之下,非洲面积302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人口仅有7.5亿,非洲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又极为 丰富,然而非洲却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否富裕,与这个国家的面积大小或人口多少并 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排在前面的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也有地狭人稠的国家。
有人说:“每年春运期间,中国的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火车上人挤人,人叠人,可见中国的人口是太多 了。”然而,为什么你不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铁路和火车太少,反而认为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中国人均拥有铁路才 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
有人说:“现在失业的人很多,可见中国的人口是太多了。”如果说存在失业是由于人口太多,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人口比澳大利亚多几倍,而澳大 利亚的面积是日本的二十倍,然而日本的失业率反而比澳大利亚的还要低?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们都只想打工而 不想当老板,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只有几万人,也照样会存在失业现象。一个国家要减少失业率,最好的办法就是实 施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人当老板。
有些大学毕业生一边在叫嚷“中国人口太多了”,一边千方百计地 想留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既然他们埋怨“人口太多”,为什么又不愿去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呢?因为大 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准。人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
可见,中国人口虽 然是多,但并不是“太多”。把中国的经济落后归咎于人口太多而实行“计划生育”,其原因不外两种:一是把它用作政策失误、吏治腐败和制度缺陷的挡箭牌和遮羞布;二是在特定年代下“病急乱投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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