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谈的，不是对电视片《大国崛起》和刘军宁先生“文艺复兴”观点的批评。一般来讲，我并不反对这两样东西，而是担心其被误解和利用。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光荣与梦想”，不妨先祛除“傲慢与偏见”。

    当我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有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在可以随时封杀文艺创作自由的体制下，我们坐在这里高谈中国的“文艺复兴”，个人觉得比较奢侈，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滑稽感，不知各位是否有同感？

    我承认中国曾经是个“文明古国”，如今则拥有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化，这种文化由设计师编程设计、工程师精确管理，它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照此逻辑，“文艺复兴”就没有存在之必要。当代中国时兴各种名目的“工程”，听说已经有了个“马列工程”，一不小心再弄出个“文艺复兴工程”，不知又要花纳税人多少银子？

    我承认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我们至今仍不是“民主大国”。一个国家要在国际上赢得别人的尊敬，只须看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就行了。法西斯的德国、日本以及前苏联都曾经是“大国”，但这样的“大国”不当也罢。最好也别学当今的暴发户，刚有了几个臭钱，就自以为有资格“勃起”，到全世界去逛窑子——这多少有点意淫的味道。

    在“崛起”问题上，中国与当今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总是强调“中国特色”，不接受普世价值。在“复兴”问题上，中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似乎也不存在可比性。我们不妨从时、空、人三个角度略作观察：

    一  保护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从教皇到各城市的统治者，都喜欢充当艺术保护人的角色，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而中国的现状不是如此，文化的管理者未必真有文化，但以有权管理文化人为能事；你有权祷告免挨棍子，但永远别指望有谁能保护你。

    二  空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都是在政治相对宽松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也许存在文化建设的空间。自90年代以后，原本宽松的空间日渐狭窄。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者将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东西泛政治化，在2007年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三  时间：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持续了三个世纪。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节奏比过去要快得多，社会难免浮躁，“颜色革命”不时发生。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场又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可从来只有以暴易暴的轮回。你提倡“文艺复兴”，人家骨子里只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说句不太乐观的话：也许“文艺复兴”还没开始，革命暴力就已卷土重来。

    “崛起”和“复兴”的最大障碍，在于这个民族不能正视自身的历史，也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被斩断，旧道德的基石也被摧毁了，新道德却建立不起来。目前全社会处于急功近利的无道德状态，肤浅到暴露乳房就算艺术，历史的耻部却至今不许触摸。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但文化专制主义没有前途。

    当今中国有两种倾向令人不安：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沉渣泛起，利用儒家思想加固专制藩篱；二是借助经济起飞，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社会矛盾。其中后一种倾向更加危险.。

    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树立民族自信心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大国崛起”要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文艺复兴”要与文化保守主义划清界限。在划不清这两个界限之前，还是慎提这两个口号，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军宁是我的老朋友，我一直欣赏他理性的人文精神，我们都赞同渐进式的宪政改革。但通过文艺复兴实现宪政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因为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许多最好的转折时机已经错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欲求大国崛起，请先走向共和。
    现在加上一句：推倒文化专制，才有文艺复兴。

                                       2007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