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当然也是天赋人权。我们不能假设上帝赋予人两条腿又不让人走路，就像我们不能假设上帝赋予鸟儿两只翅膀又不让它飞翔一样。中国话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指人走路所必须借助的工具和手段，因而缠脚就不光构成了对女性身体的摧残，而且是对他们天赋人权的最直接侵犯。

不光是人类，自然界的飞鸟走兽都有行走权，但人和飞鸟不同的是，飞鸟行走靠的是空气的浮动，人则必须借助道路。道路是什么？道路是人在没有路的地方用脚踩出来的。这句话不仅强调了探索的重要性，而且还告诉人们，上帝最初赐给人们的路，不是铁路、立交，更不是高架、磁浮，而是荆棘野地、荒榛密林，否则，就用不着踩了。

既然上帝赐给人们的路是土路、石路、山路、甚至悬崖峭壁，大海荒漠，那么，土地的所有者——国家、社会、团体或个人——在没有路的地方架了桥，在有路的地方铺了铁轨，在地上的路不够的情况下向下挖了隧道，通了地铁，然后向使用它的人收取适当的费用就是合理的。但条件是必须向行人开通可以免费行走的通道。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是所有者霸占了上帝所赐的路面，又没有给行人留下可以通行的道路，而一旦上他的路又要收取高昂费用时，这时的他们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不是合法的所有者，而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

对付强盗当然不能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否则就成了助纣为虐。因为这种狠暴行径等于剥夺了人的天赋行走权，将人们推到了自然法的境地里。而在自然法的境地里，人人都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办法惩罚不义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所有者阻断了交通，又在没有征得附近居民同意的情况下收取超过他们支付能力的费用时，使用这路面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砸断栏杆，拆毁铁轨，并开着汽车强行闯关。

迁徙的权利是由行走的权利衍生出来的。它和居住自由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居住自由最初是和土地的承继、使用有关，人们继承了父辈或祖先的土地而自然成为该国公民。因为不能想象要寻求政府对土地的赠与、出售、转让、租赁等经济行为的认可和保护，又不将土地置于该国政府的法律管辖之下。但这种由于使用一个国家的土地而不得不服从其法律管辖的义务是有限的，它随着土地使用的结束而结束。当地里的出产不能养活耕种者以及他的妻儿老小时，它随时可以选择别的国家或地区居住。因而有居住自由就有迁徙自由，迁徙自由就是不居住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人居住，而不允许人迁徙，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国家，是黑帮老大；这个社会也不能叫社会，只能叫“黑社会”，只准进，不准出。

在我所亲历过的人类所有管理自身的办法中，限制或剥夺迁徙自由最严酷的莫过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最早是为防止奴隶逃跑或奴隶主逃税而设的，后来被一些半军事化的国家用于人口管制。它的不合理之处在于，这个制度基本上不承认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是由出生地，也就是父母的生殖器，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拆散了无数美好的婚姻，使数不清的英雄俊才抑郁林下，抱困终生，这是国家利用最落后的方式来对它的子民进行最野蛮地歧视，因而为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所摈弃，只有在中国、乌干达、北朝鲜这样的不开化国度里还像罂粟一样地绽放着。

实际上，户籍制度不用说在人类社会，即使在动物界也罕有所闻。一只北方的候鸟到南方过冬，不需要办暂住证；一群东部的蚂蚁到西部产卵，即使不带户口本和准生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遣送，更不会被打死在中转站。《旧约》“诗篇”云：“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因而，即使上帝在云端里看见农民在地里辛劳一年却食不果腹，到城里打工又被收容遣送，或干脆打死，也会惊诧不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6月，牺牲在英国多佛尔港口的58位中国农民就不是什么偷渡客，而是为捍卫自己天赋迁徙权的殉难者。他们的死构成了人类迁徙史上最为悲情的一页。尽管在看电视之前，我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但当我的眼睛看着他们一个一个从一辆满载西红柿的闷罐车厢上拉出时，我仍然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不管是荷兰的“蛇头”，还是沿海的农民，本来他们已经得到了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料，但一种恒久的人类追求幸福的梦想鼓舞着他们铤而走险，使他们一时忘了“国家”是当前世界上限制人口迁徙的最大罪魁。就这样，他们把自己当成了西红柿装上了车厢，永不回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上帝根植在人性深处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何等的坚固顽强，众水不能息灭，大火也不能淹没。权力者想靠暴力和谎言将其压服，注定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