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人眼里：中国民工牛马不如

　　90年代，去过一次西非，非洲的贫穷落后，对于从事工程管理，熟悉中国农村面貌，常常面对中国民工三餐稀饭、菜汤、窝窝头的我来说，倒也不觉得稀奇。

　　不要认为非洲就是贫穷的代名词，除撒哈拉以南几个战乱不断的国家，南非、东非和北非的一些国家都算不错。眼下，全世界每人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10亿贫困人口，非洲2亿，亚太地区6亿，其中印度2亿，中国也2亿。

　　有人说你胡说，国家公布，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只有2365万人。没错，可这是按照中国自订的标准，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帀。

　　不知是中国人高人一等还是低人一等，中国自订的贫困标准只有国际标准的三分之一不到。
　　中国人喜欢讲“国情特殊”，这或许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一部份：中国人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更耐寒、耐饿、耐困。

　　按世界银行统一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为贫困人口，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没统计数字，2亿是个估计，没人说得清。按此标准，中国农村家庭男女老少平均5口人，家庭年均可支配生活费必须达到15000元，月均1250元；城镇家庭男女老少平均3.5口人，家庭年均可支配生活费必须达到10150元，月均840元。估一估，中国城乡有多少贫困家庭，贫困人口？

　　非洲人的贫困，贫困在战乱、贫困在他们的生活态度。只要没有战乱，只要肯干点活，温饱没问题，因此非洲人就这种快乐地活着：少干活、多享乐。可谓“赖活不如好死”。

　　非洲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们许多人活得也很潇洒，父亲很少为儿子发愁，更不会为孙子发愁，今天不会为明天发愁，更不会为后天发愁。他们就是要过好每一天，全球幸福指数调查，非洲名列前茅。

　　比之非洲穷人的轻闲、洒脱，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就惨了，以非洲享乐主义的标准来看，中国农民工过的就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根据《中德合作：云南省城市贫困研究报告》透露，云南省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于2004年对昆明、个旧、保山三个市的农民工家庭进行调查，研究报告的数据触目惊心：

　　1、工作时间长

　　几乎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都在70个小时以上。调查的样本：只3.6%的男性农民工和3.8%女性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低于八小时；31.1%的男性农民工和25.3%的女性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48.3%的男性农民工和43.3%的女性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八至十二小时；17%的男性农民工和27.7%的女性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十二小时以上。5.1%的男性农民工和4.8%的女性农民工每周工作5天或5天以下；19.9%的男性农民工和18%的女性农民工每周工作六天；75.1%的男性农民工和77.2%的女性农民工每周工作七天。

　　2、收入水平低

　　绝大多数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500元以下，调查研究的样本显示：37.8％的男性农民工和64％的女姓农民工平均月收入300元以下；33.1％的男性农民工和24.5％的女姓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300元-500元；20.9％的男性农民工和9.1％的女姓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500-800元；只有8.3%的男性农民工和2.4%的女性农民工每月平均收入在800元以上。

　　在昆明市调查每个农民工家庭平均人口3.9人，每个家庭平均月收入533.37元，人均月收入136.7元。保山市调查每个农民工家庭平均人口4.0人，每个家庭平均月收入357.41元，人均月收入89.35.7元。个旧市调查每个农民工家庭平均人口3.5人，每个家庭平均月收入457.64元，人均月收入130.75元。

　　按照中国政府制定的人均年收入683元的标准，他们都己脱贫，人均收入，比国家贫困标准，高出1倍到数倍。看来，他们似乎还是中产阶级。

他们脱贫了！以垃圾为生的人们：

不受全国人大监管 三千亿财政超收被滥用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去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预计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3.9万亿元，而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则显示，财政预算收入为35423.38亿元，这意味着财政超收收入在3000亿元以上，这些多出的收入往往在年底被突击花掉。分析认为，在缺乏实质性控制预算超收收入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预算编制会更加“保守”，使得可供自由支配的“预算超收收入”越来越多。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按照近年来财政部提供给全国人大的财政预算草案，其呈现的规律是，预算草案中的财政收入增幅低于实际财政收入的增幅。据此估算，几乎每年的财政实际收入和财政预算收入之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额。

　　按照中国现行的《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如果说全国人大的预算监督，旨在看紧政府的“钱袋子”，那么不受全国人大监督和约束的“超收收入”实则是“钱袋子”的致命漏洞，让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处于虚设状态。

　　财政部前段时间因中石化严重亏损一次性补贴50亿元的做法，虽然受到审计署“严重违背收支两条线”的批评，但从现行《预算法》的规定上看，财政部从高达3000亿元的“超收收入”中拿出50亿元补贴中石化，至少在预算监督上是“合法”的。不过，让这么大一笔预算资金游离于预算监督之外，无疑会导致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现象的泛滥，补贴50亿元的做法，不过是因其表现形式特殊以及数额巨大而备受关注。

　　分析认为，在人大难以实质性控制预算超收收入的语境下，“预算超收收入”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制度性漏斗，成为政府部门逃避预算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预见的是，政府部门的预算编制会因此而更加“保守”，使得可供政府部门自由支配的“预算超收收入”，因为差额的增大而水涨船高。

　　如果说当年通过的《预算法》，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以及分税制初步运转的大环境下，不得不秉承初期立法所固守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从而无法更科学和全面地涵盖预算监督的方方面面，那么，在《预算法》已经难以让人大名正言顺地监督起“预算超收收入”的大背景下，《预算法》严重滞后的弊端就在一系列的“预算失衡”以及“预算失控”的现象中暴露无遗，这不仅仅是预算监督乏力的具体表征，更是纳税人权利缺失的揪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