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何家栋先生离休后，先后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主编。特别要提及的是，何家栋先生一九八八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经济学周报》后来颇有影响，所谓“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

我久仰何先生，但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在一次聚会的匆匆问候。我跟丁东约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访何先生。丁东说，何先生身体不太好，等好些了再去。过了些日子，丁东跟我说，何先生病重住院，可能不久于人世，有人提议，大家集资为何先生印一个文集，对何先生是一个安慰。

此议之前，何先生只出过半个文集，另外半个是李慎之先生，文集叫《中国的道路》。李慎之先生生前也只出过这半个文集。而这个文集的出版与我有直接关系。

二零零零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我推荐了《中国的道路》和卢某人的自选集。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给我打电话，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他说。

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接下来的故事就没有悬念了，《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老兄当了不到一年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编辑被撤职。

何先生是在丁东被抓的前两天中午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神志清醒等着看他的样书。跟印刷厂说好了的，上午送样书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等来样书，却等来了死神。他断没想到，组织上已经在印刷厂动手，抓走了负责人，查抄了所有的《何家栋文集》。他绝望了。他带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者可能要问，《何家栋文集》到底都写了些什么，能享受“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待遇？犯得着大军压境，弄那么大的动静，对付一介书生，摧毁一位八十三岁老人、一位终身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的老人弥留之际的微薄愿望？

这本文集七十多万字，全部是何家栋先生退休以后的文字，三两篇作于八十年代，大部分是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的作品。他的文章偏重于理论，文体思辩且雄健，持论公允，批评也很有分寸和节制。他是那代人里罕见的能跟隔代的年轻人扎堆、合作、对话，敏锐跟踪社会各种思潮、理论的思想老人。

李慎之、何家栋、章诒和的情形有些相似，都是老年发愤著书立说，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他们是同代人。这些人，不需要看他们的文字，只要了解他们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偏激，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他们的文章，在我阅读所及，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所在，无处不浸透着他们对这个不太美好的社会的善意和希望。

但是，前赴后继的邬书林们看不见这种善意和希望，于是有了查禁李慎之，查禁何家栋，查禁章诒和，查禁……几十年来，我们听腻了查禁这个查禁那个的消息，所有消息中，查禁者的言行，要么是装扮着上帝的嘴脸，要么是混不吝的滚刀肉。

以往禁书，惩罚出版社和民营书店，按照不同的等级把作者输进黑名单，封杀黑名单的作者和作品，大家忍气吞声，大家想，你能跟上帝或滚刀肉理论什么呢？

让邬书林们遵守《宪法》，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要那么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这些话，李慎之说过，何家栋说过，丁东说过，许许多多从事写作的作家、学者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与蒋介石争夺天下时说得更多、更激烈。

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常识。在一个文明社会的语境里，邬书林毫无禁忌，公然违背《宪法》，他的行为，相当于在长安街上随地大小便。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国际友人如织，一年以后，还要举办奥运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向西方新闻媒体全面开放，随地大小便，实在是不雅观，有损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形象，坏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大事。

邬书林实在是不长眼，今年是中国大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那场运动，基本上是整肃、教训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政治运动，大陆的知识界都憋着一股劲，正不知道从那里接话茬儿呢，这回好了。这些天，北京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说法，邬书林不会办事，擦枪走火，打响了“反右纪念第一枪”。章诒和说，五十年前她父亲被打成右派，五十年后她又被说成是右派，一前一后，整整半个世纪了，还有没有个完？

章诒和的声明，以及最近聘请了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做她的代理律师，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力，无非是想说明邬书林禁书禁人的性质和她抗争的法律底线，邬书林往她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其实是往《宪法》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

邬书林干脏活，前两天，又赶紧出来否认，可能是没有想到事态突然扩大，而且节外生枝，“章诒和”这三个字没被禁住， “邬书林”这三个字，作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却写进了历史，刻在了碑上。众目睽睽下，否认毫无意义。据我们所知，邬书林不止干了禁八本书这件脏活。现在，人们会问，还有多少“邬书林”会被写进历史，刻在碑上？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