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上海“两会”已经闭幕，但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从社保案件,到强政府模式,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才刚刚拉开了大幕。

　　上海特有的强政府发展模式，一直被认为是上海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上海运用政府之力，捏合资源、推动一些大工业集团的发展，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辉煌背后也有不少被掩盖的弊端。

　　上海“服务业”短腿的问题、国资改制中的政府越界问题，以及社保案后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都是上海这一轮反思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思“上海模式”之一：“有形之手”边界何在详见本报2007年1月31日5版)

　　“上海一直说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我们外资银行之所以落地上海，就希望市委、市府能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上，一名政协委员在小组发言时直言。

　　他的发言引来了委员们阵阵低声窃语，这一席发言击中了上海市的软肋——国际金融中心的口号已经喊了十多年，但是，和伦敦、纽约等真正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上海市银监局一位人士在写给市政府的年度总结报告中，只能这样写到：“一个由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等构成的较为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事实上，国际金融中心仅仅是上海所面临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一个方面——2006年，上海在国民生产总值取得超乎意料的12%增幅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仅为50.6%。而这50.6%还是在统计口径调整的情况下达到的。

　　在今年的上海市“两会”上，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唯一参加的一个政协专题讨论会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果不在未来发展的战略和模式上体现国家利益，上海就没有立足之地。”韩正在会上表示。

　　“上海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制造业过重，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力是个老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但一直没能解决。中央所指的‘短板’，‘服务全国’不力，也是这个问题，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上海一位决策咨询专家说。

　　投资增幅下降背后

　　在《上海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谈到2007年的困难和问题，第一条就是——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十分迫切。

　　长期以来，上海依靠投资拉动大工业，大基础设施项目，带动GDP的增长，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连续14年经济两位数以上增长。

　　但是，过度依赖投资，依赖大工业大项目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备受争议。尤其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就提出上海“要改变服务业短板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上海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那么突出——2006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经占GDP的50%以上，2006年全年，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10.8%，增幅同比回落4个百分点，低于GDP增长。

　　后面一个数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奇迹：和我国的其他五大城市比较，北京20.7%、天津25.9%、重庆25.1%、广州13.4%，上海投资增幅远远低于其他四个城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述决策咨询专家分析说。

　　事实上，上海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50%以上，是统计口径调整的结果。房地产业从前几年的第二产业被调整为第三产业，而房地产增加值，在占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月份达到12.95%，低的时候也有10.71%。

　　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落后于GDP增幅，其中有着很重要的偶然性因素：2006年股市出现了5年来绝无仅有的大牛市，带动经济全面上涨。

　　“历史上股市对经济增长带动力最高为1.5个百分点，2006年应该更为强劲。”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所做的一份上海经济分析报告中指出。

　　另一组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截至2006年12月18日，上交所拥有840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61662亿元，比上年增加160%，相当于全年GDP的33%。”

　　“如果没有股市大牛，上海的GDP能否超越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是个很大的疑问。”上述专家表示。

　　在2006年投资增幅趋缓的情况下，消费也异军突起，拉动了上海GDP高速增长。但是2006年消费指数抬升同样和股市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消费是否就此回暖还不能太乐观。

　　“上海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面一系列中央的要求，都难以完成。”上述决策咨询专家表示。

　　六大产业带出降耗难题

　　在中央下达给上海的硬指标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万元GDP降耗指标。

　　2006年年初，上海制定的万元GDP能耗下降4.4%的指标基本完成，不过，按照中央的要求，“十一五”期间，上海的万元GDP能耗总共要下降20%。

　　“第一年上海花了很大力气才完成任务，但是越往后，这个指标完成的难度越大。”上述专家表示。

　　2006年初，上海就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决定》，加强领导对全市800多家重点用能单位的监管，确定了42个节能技改项目，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企业640多家。

　　“2006年是万元GDP降耗的第一年，上海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把‘两高一低’企业都关了，但是再要降，难度就很高，宝钢、石化都是能耗大户，能关吗？”上述专家表示。

　　上海之所以酿成此难题，原因还是经济结构。在“十五”期间，上海确定了6大重点支柱产业——石油精细化工、钢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成套设备和汽车。这些都是在“十五”期间确保GDP高速前进的强力推动器。但这6个产业，个个都是能耗大户。石化，高耗水高耗电；钢材，绝对的耗电大户；成套设备和汽车，大量占用土地。

　　关停并转这六大产业，对上海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200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来自这六大产业，而且，2006年的GDP能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也有这六大产业的功劳。

　　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汽车等产业回暖，汽车行业利润增长30.2%，成套设备增长高达41.8%，电子信息也有30.2%的增长。

　　“上海前两年二三产并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轮子走路，但实际上，还是先进制造业见效快，但是现在就造成了万元GDP降耗的难题，2007年要下降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2%，任务更重。”上述专家说。 

附

秋风：真正的原罪其实是一些被滥用的权力本身 
 
　　作为一种区别于公有制企业的经济组织形态，私人企业本身并无原罪。不过，在渐进转轨过程中，私人企业始终面临了一些不合理的管制，有些企业家被迫贿买相关官员以维持企业的正常生存，或更主动地通过贿买获得特权，这后一类带有原罪性质。不过，比较而言，另一类人的财富才犯下了名副其实的原罪。

　　逆向财富再分配过程

　　1980年代初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在原有体制下权利与机会未获得完全实现的社会群体：农民，以及城市非公有部门人员，他们是第一批私人企业家。随后，这个市场向相对现代的经济部门扩展，公有部门被卷入。但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的要素与产品定价权仍控制在政府手中，于是就形成了“双轨制”。

　　这个双轨制催生了第一批权贵富豪：官倒。某些干部子弟利用权力网络从掌握资源的政府部门拿到批文，倒卖紧缺的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在当时短缺经济及价格落差巨大的环境下，拿到批文就等于拿到了钱。倒买外汇同样是快速生财之道。有人估计，仅1988年，双轨制下的商品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官方汇价与市场汇价的汇差总额在930亿元以上。这些价格差最终大多落入这些官倒囊中。

　　进入1990年代，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实物资产开始了资本化进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征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上市。一些地方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农民征地或在城镇进行拆迁，在长期实行的协议转让制度下，能够从地方政府手里拿到地的，当然都是有裙带关系、有门路的地产商。

　　经济学家可能会将实物资产的资本化过程视为市场化的进步，毕竟，土地可以“交易”了，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进行交易，资产才有市场价值。问题是，这些土地的初始交易是以地方政府征地的方式进行的，政府根本不是依据土地未来收益定价，而是依据土地过去的农业收益定价。土地溢价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商人分享。农民的权益在此定价方式中没有得到应有保障。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则更为暧昧。有的时候，一些国有企业产权变成了内部人交易，国有企业管理层在买通相关官员之后，自己定价把企业资产出售给自己。他们当然会把价格压得极低程度。有的时候，改革则涉及到某些雄心勃勃的私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个个都是“资本运营”高手，他们通常与自己的主管部门及国有企业管理层合谋，压低定价，凭空获得巨额收益。

　　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坚信，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国有企业快速民营化可以改进经济的整体效率。认定了这个目标之后，他们认为任何民营化程序都是合理的，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官商勾结可以更快地突破原有的僵化、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那就是可取的。经济学家完全变成了只问目的不管手段的机会主义者。

　　然而，在缺乏合理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土地与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变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逆向财富再分配过程，即一些原来掌握权力或者接近权力、因而本来就享有较多实物福利的人，不仅将自己的福利货币化，更进一步，把不平等的交易条款强加于人，从而占有了那些实物资产资本化所带来的全部溢价。他们不是因为发现了这些资产的价值而享有这些溢价的，事实上，这一溢价早就被市场发现了。他们享有这些溢价的唯一依据是他们接近权力。

　　对财富来源进行辨析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原罪其实是一些被滥用的权力本身。对于人类来说，善与恶的标准是客观的。但亚当却禁不住魔鬼的诱惑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他想自己决定善与恶。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傲慢自负的原罪在人身上根深蒂固。它的一种表现就是权力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滥用。一些人正是借助这样的权力积累起巨额财富的。

　　但是，善与恶的标准终究是客观的，这样的财富终究难以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暴富阶层的原罪因此而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事实上，这种财富也会自行陷入困境。那种逆向再分配过程导致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是收入最高群体与一般民众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高于整个社会财富规模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会促使人们追问暴富阶层财富之正当性。而任何财富，一旦丧失了正当性，就是风险缠身了。

　　面对民众的这种追问，有些天真的经济学家及诚挚的改革支持者作出了一种奇怪的反应：不承认有原罪这回事。确实，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的私人企业制度，及社会分类范畴中的私人企业家群体并无原罪，尽管他们的某些行为在当时是不合乎当时法规的；更进一步说，即使他们的某些贿买行为违反了伦理规范，但放在具体历史背景下，也是可以宽宥的。然而，当代暴富群体中一些人的财富，确实是借助权力或者收买特权而获得的，是以牺牲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代价而积累起来的。这样的财富是有罪的。

　　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一些富裕的企业家从暴富阶层中拯救出来。过去二十多年的新增财富其实都是私人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正是他们发现了原有体制下的种种利润机会，将原有的资源重新组合，或者创造出新的资源，从而创造出了大量财富。私人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不过，由于私人企业发育的过程始终与双轨制、与实物资产资本化过程交织在一起，所以，人们对权贵富豪的愤怒经常会被泛化，指向整个私人企业家群体，权贵富豪的财富原罪变成了整个私人企业家的原罪。

　　面对这种混淆，正确的做法是对财富的来源进行某种辨析。当代中国富裕阶层中有相当部分是私人企业家，他们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之贴现。另有一些企业家成为权力的攀附者，其部分财富是比较可疑的。还有一些暴富者，则从来就不是企业家，尽管他们也混迹于商场，表面上也在进行交易，但他们的身份却是“官倒”，他们的主要交易对象是权力。

　　这样的辨析，或许可以避免整个私人企业家群体成为道德与政治攻击的对象。全盘否定原罪问题，反而会让私人企业家与权贵一同淹没在漫天的道德口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