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知定了多少禁书！海关没收多少禁书！真相从不公布，禁书制度在黑暗中产生，在黑暗中 执行，是一个制造黑暗的制度。这段历史后人可能称之为黑暗年代。

（一）不久前会上一口气宣布八本禁书

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在内部会上一口气宣布了八本禁书，包括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引起国 内外、体制内外一片哗然。章诒和女士被禁三本书，前两本她不做声，这一次她反抗了，她怒吼了，她的吼声和维权行为获得海内外的支持。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他的书遭禁后，面对来自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他不再沉默，对官员发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批判，鞭辟入里，勇敢捍卫言论自由。

道理很清楚，“出版、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官员、政党都不能剥夺公民权利。国内媒 体不能发表民意，为什么不可以到海外媒体上去发表？国家元首都可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为什么身为草民，就不能在海外媒体发文？

在中国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二）禁书包括港台海外出版物

1949年后中国当局不但要在大陆禁书，还要把港、台海外的书定为禁书。我在香港出版的《狱中上书》就被海关定为禁书，我托台湾朋友带两本过来，被海关扣下，朋友把海关收据交给我，对我说实在对不起，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张有纪念意义的收据，后来出版的《百年祸国》与《呼唤自由》，只得从邮局寄给国内朋友，结果多数都“失踪”了。

我作为山东大学教授访问团成员，访问台湾、香港，教授们一起逛书店，见店中琳琅满目从未见过的书籍，都想多买些，但大家又不约而同
的提出：“海关能让我们带回去吗？”，掂量再三，一怕海关扣下，二怕报给单位领导，受查究；而且书很贵，为了买禁书犯政治错误是否值得？如是只得“自律”，少卖敏感书籍。

在香港的书店里，我曾萌生一个想法，应该向大陆当局建议，列个境外禁书名单，公诸于众，免得出境者 枉费猜想。如果当局有种，就把禁书名单贴到港、台的书店，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想而知，中国当局没有这个“种”。

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知定了多少禁书，海关没收多少禁书，真相从不公布，在大陆，禁书制度是一个在黑暗中 产生，在黑暗中执行的制度，是一个制造黑暗的制度。这段历史后人可能称之为黑暗年代。

（三）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法》

中国推翻满清之后不久，就有了第一部《出版法》。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袁世凯政府颁布《出版法》。（注一）；　

1930年（中华民国 十九年）国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四十四条的《出版法》

1935年（中华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1937年（中华民国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1952年四月九日总 统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58年六月二十八 日总统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73年年八月十日 总统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97年五月七日总 统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注二）

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代，中国公民确实享有一定的出版自由。

证据之一是：做为最大反对党的共产党，1938年1 月11日在汉口创 办了中共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当时报社领导机构董事会，由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 6人组成，陈绍禹为董事 长；潘梓年任社长，华岗（1951 年山东大学校长）任总编辑，以后日本占领汉口，该报搬迁到重庆，直至内战 全面爆发，1947 年2月28 日停刊。

证据之二是：即使像鲁迅那样激烈批判当局的文人，在民国时期也能获得相当充分的出版自由，共产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注三）。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在民国治下，文照发，书照出，没听说鲁迅的哪本书成了禁书。

对比之下可以清楚看到，较之1949年后的共产中国， 1949 年前的民国时期不但早就有了《出版法》，而且比当今大陆有更多的出版自由。

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保护公民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即使今年（2007年）订出了这部法律，也比民国时期 第一部《出版法》（ 1914年）落后了93年。

（四）香港和台湾的出版自由

我多次去台湾和香港，为了联系出版我的《狱中上书》，跑过很多港台出版社，在那里出版书籍，根本不 需要什么书号，什么批件，出版社只看有没有市场，能否卖出去。一般，有三种出版方式：

第一种，由出版社负责编辑，设计封面、插图，进行校对；图书发行后，付给作者一定比例的版税；

第二种方式为出版后作者自费购买200－300 本书，其它由出版社销售，收支与作者无关；

第三种方式为作者自费出版，自行打印、校对，支付排印等项费用，出版社免费提供书号，负责发行，销 售额的45－ 50％归作者所有，印刷数量由作者决定，销售剩余由作者处理。

书籍也可由大陆印刷，出版社提供书号，但书籍印刷发行后必须交给他们六本书样，以便向有关部门注册 备案。

到目前为止，我已在香港出了三本书，没有一本书因为内容问题而受阻。出版社完全尊重作者意见，实行 文责自负，有时提点参考意见也是为了让作者了解港、台市场，或在封面上提些意见。这些意见，作者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

港、台的出版现状，体现了自由社会的出版自由，台湾在1999年前有继承在大陆时期的《出版 法》，香港地区有个《刊物管理综合条例》。我国在制定出版法时，首先应该向港台学习，其次是向海外发达的民主国家学习。建立有关的法制，建立以民营为主的 出版印刷体系。

（五）建议尽早制定《出版法》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创造性 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为了保护公民的出版、创作权利，建议全国人大尽快讨论、制定《出版法》，建国57年至今没有制定《出版法》，是中国法制 建设的一大缺少。

《出版法》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保护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3）公民有组建出版社的自由权利，政府不得经营商业性的出版社；

（2）废除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实行民主国家惯用的书籍出版、发行后的报备制度；

（3）禁止政府和出版社出售图书批号；

（4）政府官员，政党都不得制定因人废书的黑名单违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5）政府官员必须保护公民出版自由权利，凡借行政权利干涉公民出版权利者，应受法律追究；

（6）任何政党、个人、社会团体不得干涉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违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以上凡要追究刑责的，修改刑法时应该增加有关条款，制定《出版法》要参照民主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制 度。@

（注一：袁伟时：自由：观念、 法律与制度审视）

（注二：《出版法》台湾版）

（注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007年2月14 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