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乡村危局主要表现为乡村落后贫困下广大农民的生存危机，甲午中日战争后，乡村危局又呈激化之势，大清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在民变峰起中灭亡的
张福记

《人民论坛》 ( 2007-02-15 第四期 )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周期性治乱循环格局的背后，是乡村危机的缓解与激化的变换。不了解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就难以明白传统中国社会兴衰存亡的迷局。晚清政局的风云变幻，从根本上说与乡村危局直接关联。俯首读史，仍有鉴戒不远的感叹。

  　晚清农民的生存危机

  　满族人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以武力建立大清王朝，开国的几代皇帝文治武功，一度出现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但历史表明，它仍未逃出治乱循环的宿命。从乾隆中后期开始，社会矛盾加剧，乡村危机日益加深，由零星的局部的群体暴动，最终汇聚而成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危局。甲午中日战争后，乡村危局又呈激化之势，先有义和团运动，后有遍地的民变和会党举事，大清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在民变峰起中灭亡的。

  　晚清乡村危局主要表现为乡村落后贫困下广大农民的生存危机，具体来讲，就是农村生产的缓慢发展，广大农民家庭的极端贫困，及在此基础上整个农村社会秩序紊乱。晚清乡村危机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危机的程度与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危机却是事实。

  　农业生产落后和发展迟滞是晚清中国乡村的基本状况。据海关报告记载，即使在中国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和一定区域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总的来看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亩产量360多斤相比，还有一定的下降，这可能与战争和灾荒较多有关。这种发展迟缓的农业注定不能支撑农民的富裕。

  　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是乡村危局的另一表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一旦失去，农民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的深渊。晚清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为广大农民所享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生活贫困中的农民为寻求生存之路而不得不离家迁徙。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城市吸收流民的能力较差，于是这些进城而生活无着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

  　晚清乡村危局产生的原因

  　为何晚清乡村没有呈现真正的进步与发展，反而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呢？原因是多方面。

  　首先应当考虑到人口剧增与晚清乡村危局的直接关系。据学者估算，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国人口为1.5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又推行“摊丁入亩”，这样人头税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增加，再加上耕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不断增长。乾隆四十四年人口约为2.75亿，仅过了15年，人口就增加到3.13亿，至1850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前夕，清代人口达到4.3亿，形成了一个峰值。但人口的迅速增长并未伴随耕地的同比例增加。1812年人均耕地为2.87亩，1851年人均耕地只有2.47亩，达到最低值。太平天国失败人口损失大约一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但随后人口又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亩产量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人多地少的国情注定了很多下层民众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时人也有论述“地不能增而人加众……故相率为盗以谋食”。

  　人地关系紧张下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促发了乡村危机的发生。从乾隆中后期开始，随着粮价的增长，耕地价格上升，土地买卖活动增多，不少官僚和商人购买田地，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许多农民出现生存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地关系因人口减少而有所缓和，但清政府在战后未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只是力图恢复旧秩序。在太平军原占领区大力支持原地主夺田追租。1863年，清廷命令督抚“于新复各处督饬各该州县，确切查明实在‘逆’产入官。其荒废地亩，有原主者，即行给颁，尚未查到业主者，即著暂行造册登记”，“俟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只在破坏较大的地区，才实行“蠲减钱粮”。另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兴起一大批军阀型地主，他们由军功而升官进而成为为霸一方的地主豪绅。湘军首领曾国荃在湖南广置田产6000亩，“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李鸿章兄弟6人，仅在合肥一地每人平均就约有10万亩土地。他们的中下级将领也多购置田产，成为大大小小的地主。这些军阀地主一般来说，在剥削农民方面比以往的乡绅地主更凶恶。这一时期城居地主也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导致了地主对农业生产更加漠视，另一方面则导致乡村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乡村的金融危机。

  　政府赋税沉重是导致乡村危机的又有一根源。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拓展较大的朝代之一，管辖的成本也较高，财政开支极大。而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田赋呈日益加重之势。鸦片战争后，政府开支大幅增加，不得不进一步加重赋税的剥削。对外战争失败的赔款构成沉重的负担，这些赔款分摊到了各省民众头上。再后来就是举办各种军工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队等，这些开支主要来自对广大农民的剥削。

  　灾荒不断和吏治腐败也是晚清乡村危机的重要原因。封建时代天灾与人祸往往相连，共同激化了乡村的衰落。晚清几乎是年年遭灾。有记载的水灾、旱灾不断，每一次灾荒受灾地域广，危害严重，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灾荒的发生固然有人类难以预料的自然原因，但也与战争不断、吏治腐败直接相关。“陋规”盛行，官吏可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这是在合法名义之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衙门，都是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来源。道光帝曾试图稽查“陋规”，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最后以罢免提此议的大臣收场，这充分地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捐纳流行。所谓捐纳，就是用钱买官。晚清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捐纳竟成了政府增加税收的重要手段。官场上到处充斥着以钱买官之人，他们到任后，首先要做的便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买官的钱捞回来，然后再赚取更多的钱财，以至官场贪黩之风更盛，激化了官民矛盾。

  　清王朝在民变风潮中灭亡

  　乾隆后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开始冲击清朝的腐败统治。1836—1845年民变次数为246次，1846—1855年为933次，1856—1865年高达2332次，最终汇聚而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后，乡村民变仍然不断，甲午战后又走向新的高潮。有抗捐抗税斗争，有抗租抢米风潮及反洋教运动，乡村秩序混乱构成整个近代社会动荡的最基本的一环。

  　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不是在乡村危机及农民为自身生存而掀起的起义狂飙中完成的。正是这些呈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才使清政府犹如“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处于一推即倒的边缘。可以说没有一个全国普遍的各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预演，单凭力量单薄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武昌起义后，四川几乎是“哥老遍地”，迫使立宪党人不得不宣布独立。不少省份的地方政权为会党控制。列宁曾指出：“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