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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 一位右派诗人和他的十首挽诗

———— 读《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

打印版【阿波罗新闻网2007-03-04讯】

岳麓山下，湘江两岸的湖南省，可算得是人杰地灵。从满清末年起湖南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仁人志士和才情横溢的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层出不穷。不幸的是，到了１９５７年，湖南省被诬陷为右派而坠入人间地狱的人也特别多，他们中间就有一位名叫文思的无名诗人。由于文思和他在狱中冒死偷偷写下的诗歌，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知道无数善良无辜的国人，在遍布湖南大地那些恐怖的劳改黑牢里，是怎样渡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宝贵时光。

　　文思在反右开始时是湖南桃源一中的教师。他１９１０年出身于富绅家庭，学识渊博，曾是个风流才子。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经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十五卷，可惜尚未完稿就陷入冤狱。多年后出狱，他在街头邂逅旧日情人，百感交集，写了一首颇凄婉可诵的旧诗相赠：

　　“萧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俩黯然。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平地一场浩劫，使一对有情人硬生生地被拆散。几十年以后偶然重逢，早已物是人非，只有“相对话凄凉”了。黑牢里多年的酷刑拷打和精神上的侮辱摧残，劳改场内远超出人体承受能力极限的苦役，使得文思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过早地衰老了，健康也几乎全毁掉了，但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精神不垮，傲骨依旧，一直深深地蔑视着那个绞肉机般的野蛮制度。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里，任何人仅仅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他敢于在劳改营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仅偷偷把自己悲痛心境和难友们的不幸遭遇写成了诗歌，而且还想方设法把这些创作留了下来。身为后来者的我们，在怀念他这样饱受磨难的诗人的同时，还应当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那些勇敢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不久前努力在铁桶般的文网中见缝插针，出版了一套《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丛书，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血泪之作，我们恐怕是永远无缘得见的了。

　　那些值得文思甘冒杀头的风险写下许多挽诗的难友又都是些怎样的人呢？三十年后，另一位难友，同为劫后余生而愈加坚强的湖南诗人饮可，是这样回忆的：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的冤屈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也就是“庾死狱中” 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行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下面是文思为这些难友写的《伤逝篇》中的十首挽诗，可惜他自己出狱后不久也不在人间了。

　　第一首写的是爱好书法的杨立中，他的旧日同窗好友。两人同在狱中，文思过生日时杨立中送了半盒卷烟，文思深为感动。不久杨立中病死狱中，亲人不肯来收尸，结果只能草草葬于乱葬岗上。

　　“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二首写的是刚刚二十来岁，气宇不凡，擅拉二胡的青年人胡天健。胡天健新婚才只有半年就入狱。刚刚进来时他常常独自拉《良宵》，《病中吟》等名曲。还不到一年他就因劳累过度而骨瘦如柴，终于病死狱中。

　　“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潦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三首写的是一位文思自己的学生，名叫刘宽的右派。他生性高傲，讲究骨气，后来饿死狱中，尸首被抛在荒郊，竟被野狗拖去，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文思的挽诗写道：

　　“白眼俾倪究可憎，却云傲骨有师承。哀哉狗腹做棺板，世上竟无瘗旅人。”

　　第四首写的是一位历史教员万松筠，他比刘宽幸运一点，１９６０年死在狱中后尸体被埋在了德山改进机械厂外的乱葬岗上。他的妻子过了三天才得到了死讯，立刻一身白布孝服赶来，哭倒墓侧。看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样深情的妻子，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写道：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奢谈纸上兵；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涔涔。”

　　第五首写的是一位叫黄德祚的右派，他对被划为右派一直忿忿不已，不肯服罪。黄后来在劳改工地上病重昏迷过去。同行的犯人把他用一种当地人称为“鸡公车”的独轮车送回工棚。他略一清醒就喃喃地说：“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看。”

　　后来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里了。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个阿Ｑ。文思的挽诗写道：

　　“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Ｑ。”

　　第六首写的是一位叫做杨承宪的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他不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参加过有名的上甘岭战役。不知为何也成了右派分子。他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干苦力活很卖力，还一直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那才叫真艰苦！”他不久就累死了。他可算是至死不悟，让人悲痛。文思写道：

　　“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第七首写的是一位被同犯戏称做“混进右派队伍”的大老粗。当时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知识分子，可此位姓龚的犯人却基本是文盲，连买卖两字也分不清，一次居然说：“我们天天听到讲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人还是女的吗？”众犯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憨厚平庸、人们常说有福气的人后来也无声无息地在工棚里死去了。文思的挽诗写道：

　　“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第八首写的是一位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湖南益阳市工商联主席，一位资本家。他和人一谈话就哭哭啼啼，说自己罪孽深重，一定要积极改造。他后来也死在狱中，虽然摘帽通知书不久也到了。人死了，一纸通知又有何用？文思的挽诗写道：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果然急泪能除恶，恰好属纩获赦书。”

　　第九首写的是一位李姓知识分子，学识渊博，因为在领导不断的诱劝之下，天真地向党提了几句建议而落入网中。他在劳改时体力不支累死于运石灰途中的张公渡口。他临终前反复托付同犯转告妻子，要儿子们务必都在家种田，今后千万也不要再上学读书了。闻者皆落泪不止。

　　“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狱中最可恶的是干部经常纵容犯人打犯人。第十首写的是一个叫赵大漠的犯人因为饥饿难捱，在食堂偷吃了一碗稀饭，被一群力求表现自己改造好的犯人拉到暂充监狱的一所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毒打，他结果在一群劳教干部围观之下被众犯人乱棍打死。因为是犯人打犯人，打死了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根本无人追究。文诗写道：

　　“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争料新朝存典杖，大雄殿上肉横飞。”

　　多年以后，活泼的青年们早已都垂垂老矣，人生最好的时光也已经都在黑牢中消磨殆尽，饮可自己终于也出狱了。他写了一首赠文思的诗：

　　“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

　　比起那些当年在飞机上当着伟大领袖的面胁肩高歌，“窗外一个太阳，窗里一个太阳”的革命诗人，比起那些故作“朦胧”，其实不学无术，只会写些“穿裤子的云”之类昏话梦话的“某派诗坛明星”；比起那些只会媚俗欺世，故意无视现实，胡编乱用各种“意识流”唬人，至今把持各种诗歌刊物当作自己私产的所谓大牌诗人们，这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这才是真正的诗人，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也许，这些挽诗的文字还有些粗糙，诗歌的平仄粘对也不算十分整齐，但我以为不管再过多少年，读者们仍然会深深被它们所打动，因为这些诗歌和杜工部的《三吏》，《三别》一样，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的烙印，真正唱出了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的心声。

　　文思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一首挽诗，但他没有白活，他用这些闪烁着巨大人性光辉的挽诗，为自己在中国诗歌的殿堂中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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