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政治气氛肃杀，改革停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而“不争论”则为市场化改革大开方便之门。尽管有共产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决议而自杀抗议，但社会中的改革潮流终究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奔腾向前了。

如今，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与政府导向之矛盾愈益复杂，各种大大小小的特殊利益集团看准机会，大肆攫取社会财富，同时，他们混淆视听，将种种负面后果的责任都推到“市场化”头上，引导弱势群体及社会舆论，矛头指向“市场化”，而他们浑水摸鱼的机会则延续下去。反市场化，利器从来都是现成的──质问“姓社姓资”。

有人已经在公开表示，凭什么不许就姓社姓资争论，“我很不赞成这个话”，更有人为制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反对私有化而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国际歌》中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候’”。

“姓社姓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的原则问题，它也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赔上了他一世英名搞“文化大革命”，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左派以“姓社姓资”推动争论，其基本逻辑实际上没有多少变化。

胡锦涛重申改革决心，刘延东对“原罪”问题表态，温家宝发表文章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对争论表态的意思，都不乏结束争论的意图，但也还是都回避了对“姓社姓资”的具体分析。

其实，“姓社姓资”，认真推敲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个伪问题，其实不一定有利于左派。相应地，“不争论”，在邓小平那里，体现着政治智慧，而在江胡之类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就只是一具盾牌而已。“姓社”通向极左到现在，“姓社”仍然头戴着光环，但是，究竟何以“姓社”，却大有讲究。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情况已经很清楚，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正在展开，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上升期，即使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于是，他们放弃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他们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这一个否定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的学生考茨基未能充分理解这一否定的意义，到 20世纪初，他分析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形势变化，尤其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中以及国家政权所依靠的军队中的人数最多的阶级”为由，认为正在“进入了普遍动荡和不断政治变革的时期”，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可以“在西欧建立起自己的专政”，“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这样，考茨基实际上未能具体地分析欧洲乃至全球经济是否已“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的问题，轻率地为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排除资本主义开辟了空间，使得“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这一被马克思恩格斯宣布过时的方式，又死灰复燃。尽管考茨基尖锐地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但是，他自己的论述已经严重地削弱了他的力量。

后来，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曾经是摆脱“不断革命”控制的尝试，但都只是昙花一现，都被“社会主义改造”所断送。

“不断革命”，其实质，是在现实经济远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之时，坚持“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坚持“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我们看到，所谓“姓社”，是倚仗着国家的力量，其实质为“姓国”而非“姓社”。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极端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典型地表现出这种“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它以国家控制资源、控制生产力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与“民”相对，极端时则以“民”为敌。

以“姓社”的名义推行“姓国”，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以“继续革命”为理论，以共产党垄断权力为政治原则，以政府控制资源、垄断市场为经济原则。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从来也没有能够完全根除市场经济，而它在被迫放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之后，也从来就没有放弃国家控制的基本原则。改革之中，“姓社姓资”的幽灵如影随形地时时浮现，民众对其没有真正的兴趣，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则竭力排除其干扰。

现在，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物权法》，左派高举“姓社姓资”的利剑，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第一，所谓“姓社”的国有资产，其实际的社会主义性质大可怀疑，倒是它很容易论为官僚权势集团囊中之物，却已在现实中得到大量的证明；没有全面彻底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很难改变这一现实。其二，无论《物权法》草案有多少缺陷，它终究会有助于缓解面对官僚权势集团疯狂侵吞公产、私产而缺少法律制约的尴尬处境，而一天不通过该法，保护公产、私产的法律屏障就仍有缺陷。

据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于反对《物权法》诸君，发现他们“动机有问题，其背后针对的不是草案，而是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路线，因此决定不再理会这批人”。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务实的态度，不过，“不理会”使得“左派”反对派在网络上社会上继续得势，高高竖起的仍是“不争论”的盾牌，这就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姓社”，实际是坚持它本身的权力垄断地位，只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还能维持，它在相当的限度内不会在乎公产的流失，至于私产被侵吞，当然就更不在乎。在这个现实面前，斤斤计较于“保护私产”不可以与“保护公产”平起平坐的“左派”们，就有些可笑了。然而，“姓社姓资”这个幽灵毕竟以现实中居支配地位的国有体制为依靠，它在中国共产党整体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不争论”一时可以，但无法长久。“不争论”背后“姓资”的考验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共产党的软肋，在于它难以认真地面对“补资本主义之课”的历史难题。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资本主义在中国只有初步的表现，尤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出色。新民主主义被“社会主义改造”中断，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夜之间将公私合营改为国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改变了，资产阶级趋于消失，市场经济受到严格限制，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已无真正的可能。然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难以跨越，市场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倾向也难以避免，计划经济的实验不得不放弃，人们终究还得面对“补资本主义之课”的历史难题。

“姓社姓资”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在现实中缺乏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支撑，是在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至少在名义上排除资本主义，在于仍然维持着“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这一早已过时的方式，而这些少数人日益成为追逐“特殊利益”的人们，其革命意义也几乎消失殆尽。

“资本主义之课”不能不补，这才是一个真问题，其关键是，怎么个补法。

中国共产党本来已有答案，即新民主主义，一条非资本主义之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公式，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这一完整的公式，恰恰是在毛泽东自己的手上断裂开来，他只要前者而抛弃了后者，将前者发展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毛泽东承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是他对它蛮不在乎，当斯大林逝世，出现了争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的现实机会，他就把它丢到一边，要以“社会主义改造”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摘掉“人民民主”的帽子，换上“社会主义”的光环。

但是，历史阶段还是无法超越，弄到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他无法排除市场经济，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和旧社会差不多”。毛泽东不糊涂，然而却没有办法。马克思学说以对历史规律的分析为其理论力量，讲究的就是“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你是毛泽东，哪怕你能呼风唤雨、弄出规模极其巨大的群众运动，也不行。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革开放，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它被形势推着走，但是又异想天开，不顾马克思理论的原理，非要给市场经济也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仿佛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会听话，就会在共产党政府的控制下乖乖地消除其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

殊不知，它这样自作聪明，其实是为权力市场化大开方便之门。它没有避免向资本主义发展，避免的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弄出一个权贵、裙带关系之类大行其道的“坏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

人们形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打左灯、向右转”，理论包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在口头上冠冕堂皇地拒绝“补资本主义之课”，其实际结果，当然就只能是这样“理论脱离实际”的蜕变。

不过，不能不承认，邓小平要求“不争论”，体现着他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信仰社会主义，没有反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但他是一位比较务实的政治家，倾向于现实地看待“社会主义”，其典型的表达就是所谓“猫论”。他在 “文化大革命”中复出时就曾直言，只要说你“复辟”，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这直接涉及“姓社姓资”，当然在政治上对他不利，而他不耐烦“姓社姓资”束缚的态度，早就已经很清楚了。面对“姓社姓资”，邓小平提出他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左派”看来，这是“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看来他对其 “标准”含有马克思理论的成份是有把握的，也完全清楚市场经济之路非走不可，但他终究局限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束缚之中，在思想观念上坚持“姓社”，而要做事情又被“姓社姓资”弄得他头疼，只好要求“不争论”，让实践去检验市场化的改革。

不过，在理论上弄清楚问题倒也不难──“继续革命”，或者坚持“姓社”，实质上是在现实经济尚未“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之时，坚持“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坚持“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实际上却走向“坏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而正视“姓资”，以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推行政治民主，引导劳动群众以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及结社示威自由等各项权利维护其自身权益和组织发展，对资本和国家形成制约，反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

但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垄断政治、垄断权力，在民主环境中与政敌竞争的能力已经严重萎缩，官僚习气及腐败作风已深入其骨髓，不要说在民主环境中生存，就是趋向于民主的风吹草动，它也本能地感到恐惧，而它越是这样弱不禁风，也就越是要严防死守，哪怕表现得疯狂，哪怕表现得丧失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不断革命”意义多么重大，也无论从“不断革命”到“继续革命”的蜕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伤害多么严重，中国共产党对此是难以真正弄明白，也不能、不愿意真正弄明白，甚至本能地反对任何真正弄明白的企图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争论”是一件利器，可以为中国共产党防范和防御左右各方的批评和攻击，也方便它默默地去做它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是积极发展市场经济，或者是无耻地推动权贵资本的发展。

显然，在“不争论”的背后，坚持“姓社”的中国共产党 ，既然身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它面对着“姓资”的现实，时时经受着考验──它是一个《共产党宣言》意义上的共产党，还是一个束缚于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政客集团。

美国人托马斯•弗力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谈到戈尔巴乔夫时指出，戈氏“失败地去改革那些不能改革的体制”。应该说，这真是一针见血。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仍有真正的热情，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改革而振兴，为此，他毅然领导苏联共产党决议放弃其政治权力垄断地位。他把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只是无力回天。中国共产党对于“姓社姓资”的态度，它的“不争论”从表现出智慧沦为维持专制而遮丑，这样的表现，与它全力防范“戈尔巴乔夫”在其内部出现，是一致的。显然，中国共产党不怕将其体制弄成个“不能改革的体制”，它的心思是在保证其体制维持为不能让它下台的体制──这与“姓社姓资”基本无关，而这也正好证明，“姓社姓资”其实只是个伪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