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的心情是悲痛又悲哀，敬佩加钦佩。

我为赵紫阳十六年软禁而悲痛

宗凤鸣是赵紫阳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他比赵紫阳小三个月，曾担任过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在赵紫阳软禁期间，他以气功师名义去赵紫阳家，从一九九一年到二○○四年，前后达上百次之多。宗凤鸣这本书，记述了赵紫阳八十一篇近百次谈话，也记述了赵紫阳在软禁中的心境、心态和生活。

赵紫阳晚年的心境是痛苦的。他说他曾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指出限制他的自由是违反党章、违反宪法的。江泽民未作答覆。赵紫阳说他没有想到会被软禁。在软禁中，赵紫阳的心态是高度自由的，他回顾历史，谈邓小平、谈胡耀邦、谈乔石、万里、李鹏、胡锦涛、温家宝无拘无束，怎样想就怎想说，赵紫阳晚年已摆脱了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的思考中国的前途。然而，赵紫阳生活处境不好。在他去前五个月，赵紫阳肺部纤维化痛变已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会客、访友、外出的自由。当时，李锐写信给胡锦涛、江泽民，要求解除他的软禁状态。二○○四年年底，宗凤鸣以 “气功师”身份最后一次会见了赵紫阳，他见到赵紫阳夫人梁伯琪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刚说过的话很快就会忘记。在赵紫阳家的庭院里，白天不见人影，地上到处是秋风扫落的枯叶。宗凤鸣还记述道：“此情此景，使我顿感凄凉”。赵紫阳夫妇晚年已是如此境况，还不能获准与近在咫尺的老战友相见。读到这里，我为中国人民永远的好总理、为一位遭受自己的党长达十六年软禁的总书记赵紫阳而悲痛。

我为胡温六四不讲正义而悲哀

宗凤鸣这本书，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因为胡温身居高位，而在出版时删去赵紫阳对胡温的评价，这是宗凤鸣作为谈话记述者对历史的忠诚。

在赵紫阳去世前与宗凤鸣最后一次谈话中，赵紫阳在谈到胡锦涛时说：“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从他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这表明自己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从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寿辰纪念文章作了大力赞扬也可说明。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赵紫阳又说：“但胡锦涛本身是好人”，“温家宝的改革意识要好些，温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下发展起来的，但该人谨小慎微，要在尊重党的一把手这一传统下工作，看来，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当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那么豪气万丈、赵紫阳推动经济改革那么雷厉风行，然而，胡温掌权后却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温家宝信誓旦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却对他多年老上级赵紫阳的去世一言不发，连私下向赵家的关心与问候都没有。这使人联想起陈毅去世的情况。当年毛泽东原本不想参加陈毅追悼会，临到追悼会举行前，毛泽东突然觉得不去不行，急急忙忙在睡衣外加了一件大衣，赶到八宝山追悼会场。毛泽东是按自己心里的想法行动的，而温家宝竟能若无其事，不闻不问。对“六四”受益者江泽民，赵紫阳不存在希望。对与“六四”屠杀无关的胡温，赵紫阳在去世前两个月，也已感到失望。

胡耀邦赵紫阳是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心的人。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没有使命感、历史责任心，就不会有内心的充分自由，这个国家的积弊就难改变。胡温把“集体领导”视作“民主”，九个常委共同开车“这怎么能有作为呢？”宗凤鸣的书中提到邓小平不喜欢开“常委会”，在于“常委会”体制是“多头马车体制”。问题是，邓小平的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而民主政治下的最高权力，不是受“集体领导”限制，而是受宪法、代表机构和任期的限制。想当年邓胡赵在毛泽东去世后转手改变中国，看一看世界各国领导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说话的神情，我真为胡温在赵紫阳和六四问题上没有内心自由、不主持正义、无所作为而悲哀。

敬佩赵紫阳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心

宗凤鸣这本记述也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这是赵紫阳本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谈话和想法的完整记录。在这本书中，赵紫阳谈到他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前后的情况，谈到五月十七日在邓小平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发生争论的情况，也谈到乔石、杨尚昆在军管问题上态度是如何改变的。赵紫阳说：“在会上谈到要实行军管”。“在这最后关头，如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

赵紫阳与宗凤鸣谈中国革命史、谈维新变法、谈到孙中山、毛泽东，谈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宗凤鸣说赵紫阳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有自己政治抱负”。在谈及六四问题时，有人认为赵紫阳不该提出同邓小平相左的意见，赵对此明确地说：“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帐”。

我总认为，一个人要违背自己真实的想法，按某种“外部需要”去说话、去做事，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在专制制度下，许多平民百姓都不愿违心讲话，违心做事，而作为这个制度下的高官，要按自己内心想法去说话、去做事，确实非常不容易。宗凤鸣说：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理解他是要对历史负责，是以历史赋于自己的使命为己任的”。读《赵紫阳软禁中谈话》这本书，使我更为敬佩赵紫阳的伟大人格、敬佩他对中国进步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心。

钦佩宗凤鸣有情有义申张正义

宗凤鸣不仅怀有强烈的正义感，而且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不仅披露了赵紫阳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生活状况，而且包含着宗凤鸣对正义的热爱和对几十年老战友的深情厚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凤鸣在自序中以极明确的态度表达了他对六四的看法。宗凤鸣说他“反对出兵镇压，对赵紫阳在学运期间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主张是无比赞同的”。“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开进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历史大悲剧”。

宗凤鸣现在身在中国大陆，他的声音那么大，他为赵紫阳申张正义的呼声已传遍全世界，而且反过来又通过广播和电脑网络传向中国。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制度那么凶猛，即使被赵紫阳称为“好人”的胡温不会去主动伤害宗凤鸣，我担心的是，当极左势力要用暗箭伤害宗凤鸣时，胡温的“不作为”有可能给宗凤鸣带来损伤。近几年来，这种“不作为”已造成许多践踏人权的事件。如果不能用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人对人都不讲情义，如果面对冤屈不寻求正义，我相信，和谐社会就不能建立起来。

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写于纽约

转自《开放》200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