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马克思对股份制度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着重分析了股份公司。他指出，股份公司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将各个分散的私人资本集中起来的结果，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这时，“资本”将经营与管理职能委托相关经理人员负责操持，劳动者也脱离了“资本”的直接管理，“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企业的利润即“他人剩余劳动”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不管这种所有者是由多少股东组成。经理的薪金“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与其他劳动者的工资一样，依市场上劳动力价格决定。利润的分配和工资的确定，说明股份公司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它本身仍在“资本”的剥削下，即“资本”的统治下。说股份公司内“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样的推断是否有些牵强？

恩格斯对股份公司有一展望，附在马克思上述分析后面：“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他指的是卡特尔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卡特尔的诞生以及大托拉斯的出现。比如，在英国，碱的全行业生产已经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社会资本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竞争已经完全为垄断所代替。恩格斯指出，垄断资本的产生，“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恩格斯的分析表明，从股份公司的社会资本到卡特尔、托拉斯的垄断资本，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阶段，到垄断资本阶段已经从经济上为剥夺者之被剥夺准备了充分基础。恩格斯的补充同马克思分析股份公司时阐述的下述思想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许诺股份公司的存在意味着“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不知我的这一判断是否符合马恩原义。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曾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被否定的条件：“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物质资料的集中已经达到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再容纳它们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关于“炸毁”资本主义外壳的观点，马克思从未修改或作废。如果他改变了“炸毁”资本主义外壳的观点，不可能不在《资本论》第一卷之后论述“资本”的演变时有所显示。所以，谢文说“《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这个论断在我看来实在是大胆和主观。不过，这个“大胆和主观”的批评也许正是证明我的无知，果如此当然会使我由此而增长见识。

至于如谢文所说，“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论旨太深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说真心话，我的理论水平不允许我它作出评价。只是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西方被肢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被歪曲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什么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主题和正统究竟是什么，我不和道，而且今生也没有时间对此深钻细研了，这确是遗憾。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谢文正确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所以，关键在于把全社会转型为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度，没有宪政对民主制度的保障，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那么，民主的社会转型以及民主宪政的实施，在中国大陆是否有望呢？

谢文分析了毛泽东政权。“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这一独裁政权“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这种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其实，还有几句话可以接续：这种制度不能阻止六四大屠杀，不能阻止对宗教信众残酷镇压，不能阻止对农民土地疯狂掠夺……等等。作者的清醒分析说明，欲推进民主的社会转型和实施民主宪政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专制独裁制度，说得透亮些就是：必须彻底粉碎旧制度。

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是时代的无情要求，无可通融。可资利用的只是它的技术性环节和纯公共事务的管理因素。这里，我不免冒昧质疑：谢先生既然热衷推荐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做好彻底与旧制度决裂的思想准备？这也许问得不礼貌，但它是不能回避的。比如，在致丁弘信中表示，“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但是否忘不了“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国民党丧失政权）这样一条路”呢？是否还希望“共产党会有代表人物应运而生”，领导实现民权主义呢？这种与旧制度的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我以为无助于推行民主社会主义――这样看，是否对老同志太苛刻了？

民主转型和民主宪政有两个重要前提，它对任何人的政治选择都是严格的考验。（1）废除中共领导权。民主即人民做主，与党主即中共领导，两者是绝对排斥的，没有融合余地。推进民主转型必须以废除中共领导权为标志。谢文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它只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还提出“设置和强化”对立面，“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防止腐败、领导正确的执政党”。这似乎暗示中共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是不变的。果如此，也就不具备民主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多元化民主，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成为空谈。（2）废除“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暴力是共产专制的后盾而与民主绝不相容。只要暴露目前盛行于公检法环节的各种无法无天的暴政，尤其是酷型虐待、草菅人命，便可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和非人性。专政存在一天，民主转型便无希望，宪政实施更无保证，“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想也就成为泡影。请问：声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何安排中共领导权与执政地位，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

（2007.3.14）
(3/14/2007 1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