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同志”和一个电话，便使电影分级至今仍是泡影。这个现象很不正常，但也很有“中国特色”。可以说，电影分级作为制度业已为世界各文明国家所采纳，近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电影分级，而我们俗称的“三级片”，就是港片中只准18岁以上年龄人观看的第Ⅲ级。然而，我们呢，已经主动摆出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却在这个急需融入的问题上借口不已。这不得不让人生疑：融入国际文明社会，是可以落实到实际的真动作，还是徒然摆给人看的一个姿态？否则为什么轮到落实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抽象肯定，又具体否定。

　　一个人拍电影，拍什么或怎么拍，是他自己的权利，无所谓分级与否。可是，一部电影面对的观众却是不同的，至少有年龄层次上的区分。电影分级，不仅保护了儿童，也在保护创作自由。作为个人，他或她对不喜欢某些成人内容的片子可以选择不看，但社会包括社会权力却不能以各种道德理由或意识形态理由进行压制。然而，真正做到这个意义上的创作自由，正需要电影分级提供保障。在影片分级制度下，我只要我的片子不让儿童看就可以了，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注明片级。我们今天不是分级制而是审查制。审查者如果想封杀一部片子却可以用“儿童不宜”为理由，而它实在也是一个理由。因此，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创作自由成为空话，还为创作不自由提供了堂皇的借口。

　　一句话，电影分级可以让男女老少的观众各得其宜，没有电影分级而又说禁就禁，无异于把儿童当成人又把成人当儿童。这样一个有成例可以援引的制度在中国却这样难产，而其背后又是“老同志”的一个电话。这确实让人感到中国特色不愧是中国特色！这个特色说到底就是权力特色。这样一个在权力之外的“特权”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极为不利，这已有教训。

　　且不说这位“老同志”是否有他的偏见，即使他的意见是对的，也只是意见而已，可以拿来和不同的意见讨论，哪怕最后采纳了它。但它却不能代替权力或直接成为权力的裁决。社会权力姓公不姓私，它是对全社会负责的。不能让一个人的一通电话改变权力的性质，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公权岂不就是对“老同志”负责，甚至是对某一个人负责？

　　当然，在电影分级上，权力本身就不想开这个口。有报道称：一位官员在今年的一次电影会议上说：上边有指示，不许再提电影分级的事。张口就是“上边”、就是“不许”，这是典型的权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