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派别，大体由三种途径形成：特定环境的共事群体，如“红一方面军”、“第二野战军”；特定时期的工作群体，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中共地下党“北方局”；特定条件的政治群体，如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几位支持者－康生、张春桥、江青。但是，所有以往的派别都是局部性的，不是全局性的：它们无法覆盖整个中共。

团系统则不然。在中国的每一个层级都有共产党的党委，同时也有共青团的团委。现在的不良倾向是：不仅在中央一级和省部一级，大量不合格的“团干部”正在担任高级职务；在地市一级，一个团地委书记或团市委书记，也可以被委派为县委书记或区长；在县一级，一个县团委书记也可以被委派为乡党委书记或镇长。“团干部”大都具有明显的派别意识，喜欢相互提携。这预示着团系统可以成为全局性的政治宗派。这将强烈地排斥中国形成民主力量。人们应该发问：中国人民在承受中共的专制统治的同时，是否需要再承受团系统的宗派统治？

以往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派别，随着派别代表人物和派别成员退出政治舞台或结束生命旅程，通常就会永久性地消失。今天，人们已经找不到“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影响，也已经找不到“北方局”的派系网络。

团系统则不然。它不仅是一个全局性的系统，而且是一个自我延续的系统。这就使团系统作为一个派别可以代代相传。人们看到，自1992年来自团系统的胡锦涛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后，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不合格的“团干部”走上了各级党政领导岗位。现在的不健康的趋势是：团系统力图在更快的速度上、更广的范围内、更长久的时间里发展下去。胡锦涛有意于选择“团干部”做自己的“接班人”。不仅如此。他还调来自己在西藏时的工作人员担任目前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似乎想布置“接班人”之后的“接班人”。这将极大地阻碍中国启动民主进程。人们应该发问：中国人民是否准备接受团系统的“共产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存在着一个神话：团系统是改革派。

团系统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一个“团干部”从年轻时起就必须学会向其他青年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就必须努力在青年中推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否则，这个“团干部”就无法快速升迁。团系统没有改革的要求，没有改革的动力，没有改革的利益。恰恰相反。团系统只有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才能保持自己的派别存在和进入党政系统的派别利益。与其说团系统是改革派，不如说团系统是改革对象：真正的政治改革将取消团系统进入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特权。因此，团系统是不会渴望政治改革的。它更可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拖延政治改革甚至反对政治改革。

团系统的保守性在胡锦涛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胡锦涛1982年成为团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1984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并没有积极参加当时的改革。1985年调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三年时间里四平八稳，缺乏改革表现。1988年调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不仅没有改革表现，反而中断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倡导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张的对藏族的相对开明的政策，代之以对藏族的高压态势。1992年越级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管党务后，在漫长的十年时间毫无改革动作，听任共产党全面腐败，维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的保守统治。2002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成为国家主席、2004年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后，试图以“科学发展观”取代政治改革观，以“和谐社会”取代民主社会。

在这些年提拔的“团干部”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保守性。曾经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赵勇，前两年多次压制并打击团中央管辖的《中国青年报》的比较开明的编辑和记者。他后来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的关键职务。让一个声名不佳的保守分子主管一个大省的干部工作，显然是团系统的自私的错误的荒唐的安排。可以开列出很长的团系统的自私的错误的荒唐的安排的清单。这张清单中有：一个压制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的“团干部”，可以成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正部长级）；一个当年国有电影制片厂的“团干部”，可以成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全国电影工作的副局长（副部长级），她对电影审查制度格外钟情；一些担任省委书记或市委书记的“团干部”，一边为了表现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而大造声势地“看望老红军”，一边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而大张旗鼓地强征农民土地和强迫市民拆迁。等等，等等。

一言以蔽之：保守的、平庸的、无能的团系统必须改革；团系统无限制地扩张政治势力并无限期地代代相传是不可接受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无法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

2007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