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在盖洛普公司（Gallup）“2006中国调查报告”发布会上，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透露，上周他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面谈时，温向他提到，中国经济“无可持续发展性、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并表示忧虑。罗奇曾经是坚定的“拥抱熊猫派”，对中国经济向来看好，这次亦紧跟温总理改变看法，称摩根士丹利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是固定投资加出口超过八成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结构下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同时他还指出中国人过高的储蓄率是因为对未来担心，缺乏安全感所致。

　　上述见解与其说表明了罗奇的见识高明，还不如说显示了他那精明的商业算计。因为类似的分析，早就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总想做政府应声虫的除外）。大约从2004年开始，论证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危险性的文章至少超过百篇，几个数据更是专业人士耳熟能详：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也早就公布，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国民高储蓄率闻名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65%以上，只有中国，除了个别年份，消费率始终低于60％，2006年最终消费率低于50%，再创历史新低。而消费率低、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公众被医疗、教育、住房等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缺乏安全感。这是中国学界以及公众的社会共识，无须罗奇迟至此时才来“高明”地“指出”。

　　――如果罗奇不健忘的话，就应当记得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这些年到处大谈中国经济的美好发展，并认为对中国经济不看好的人，是因为忽视了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当局对改革的热情与坚持。罗奇没意识到的是，正是他认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因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试想想，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终日辛苦而难于维持体面生存时，当中国当局不断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福利如住房、医疗、教育等当作“包袱”甩给中国老百姓时，他们又哪里有余钱去增加消费？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机会却是不体面的，这种不体面一是缘于劳动者的报酬极为低廉且没有福利；二是缘于工作环境恶劣。可以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是以剥夺劳动者的福利并透支劳动者的生命为代价的。众多国际人权组织多年来都在指责中国政府无视劳动者的权利，不能说罗奇对此不知情。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以不断降低工资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以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这一类型的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增长，说得难听一点，是杀鸡取蛋而不是养鸡取蛋式的增长，因此才缺乏可持续性，这一点只要与俄罗斯比较就可发现。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相形之下，中国的劳动力在制造业领域的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目前这种中国特色式的经济增长是杀鸡取蛋（剥夺穷人，摧毁穷人的的购买力）。温家宝感叹“无可持续发展性”，是因为发现已经无法再拿到多少“鸡蛋”。中国当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坚持继续掠夺而使中国陷入泥潭直至崩溃；二是改变分配机制，让穷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使政府继续有鸡蛋可拿（即可持续发展）。

类乎于罗奇这样的“拥抱熊猫者”还有很多，这些人生活在自由国家，但一接触中国就发生了淮桔成枳的变化，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提高中国政府形象而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也因此非常成功地在中国获得商业利益。这类中国政府视之为“好朋友”的人，绝对不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尽管中国政府如此称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