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今年人民代表大会新通过的《物权法》。在过去几十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争议。也难怪，因为共产党完全操纵着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党章规定他们必须服从上级，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最新统计还发现代表中的大多数是政府官员，这样的代表大会就是个橡皮图章嘛。所以几十年来尽管政治斗争不断，但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什么争论。

这次大会刚开始那段时间，从摄像镜头看代表们东倒西歪、睡觉打瞌睡的样子就是代表们的习惯表现，他们自己也不把人大会当作一回事，但是牵涉到《物权法》的时候，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先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代表们必须通过《物权法》，然后是中宣部下令媒体禁止报道有关消息，也就是禁止讨论，要强行通过的意思，这还不算最紧张的，最好笑的是一些大官僚资本家作为人民代表竟然成了保镖，保护原来倡议制定《物权法》后来又参与修改《物权法》的经济学家，为此和追上来采访的香港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紧张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物权法》被修改得变了质。原来制定物权法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财产权，调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关系，也就是保障工人农民对生产资料拥有的权益，也保障私人资本和公共所有的资本界限清楚，避免互相侵吞。那时候也就是10年来《物权法》一直遭到中共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如今这个《物权法》已经修改得成为不可能保护农民和工人的权益，反而主要保护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侵吞的社会财富。

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中共性质转变的法律认定。中共的这个转变也引起了民主派阵营和中共内部左派立场的变化，这个变化倒有点象30年河东转河西，180度大逆转。其实里面既有变化又有不变，因为不变而有了变化，因为原则而必须改变对策。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被称为毛左派的党内左派，这个党内左派开始不过是个小集团，坚持‘两个凡是’，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但他们在中共内部一直拥有一大批虔诚信奉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员群众，这是他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群众基础。社会的开放、信息的增多，左派群众的思潮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在发展变化之中，毛泽东的暴政理论被越来越少地提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被越来越多地作为衡量现实、批评现实的尺度。随着无法无天的爆发式经济带来的新的社会不公正，毛左派们越来越多地把同情和关注投放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身上，这使他们获得了广泛人民群众的认同，再加上中共不敢明目张胆否认它们的祖师爷，老百姓敢于抬出祖师爷牌位来反对现政权，这比直接谈论民主人权更不容易遭受镇压，这也是很多反抗现政权倒行逆施的群众领袖喜欢用毛左派旗帜的一个原因。

在这场有关《物权法》的争论中，国内的毛左派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以保护公共财产反侵吞、反腐败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制造的动静之大超过了为农民和工人的权益进行呼吁的民主派。

在围绕《物权法》的这场斗争中，传统的民主派之所以力量不足，是因为它的内部产生了利益关系和理念上的分裂。由于江泽民时代实行的三种精英相结合的政策，使相当多的知识精英倒向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一方。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关注所有人的人权和利益，所以对偏向强势阶级的立法当然持批评的态度，而另一部分关注对象已经产生偏坡的自称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独立于民主派和当权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不反对甚至支持偏向强势阶级的立场。官僚资产阶级是他们所艳羡的成功者，弱势的工人农民中的领袖人物则被他们看成是失败者，这种平叛标准的堕落被古人叫做‘文人无形’是社会衰败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