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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NBER-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打印版【阿波罗新闻网2007-08-15讯】

第九届NBER-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

时间：2007年6月28日-30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

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缓和当前社会中不和谐因素是中国的重要任务，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中国一个很重要问题。我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GDP中劳动比重过低。

在微观方面，家户层面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从1988年到2005年收入差距确实扩大了，基尼系数从0.39上升到0.47，几乎和美国相同，并且比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大。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距从2.0上升到3.22。另外一个方面，收入的流动性也在增加。

我们在官方公布的劳动份额中假如了政府转移支付的那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92年的62%左右降低到2005年的42%左右。这是非常惊人的。而在美国和英国，从1935年到1985年，劳动份额基本上在0.65到0.8之间。

根据联合国1994年公布的各个国家的劳动份额的数据，在低收入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动非常大，而高收入的国家，劳动份额基本上稳定在0.7到0.8之间。

文献中，对劳动--资本收入比重变化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中工人的谈判能力、财政政策等方面。1970年--1990年间，在12个OECD国家中，日本、芬兰等四个国家的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下降的国家，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大体上高于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上升的国家。

下面是中国的情况。对中国劳动--资本收入比重下降的解释有：技术进步、工人谈判能力降低、企业利润的增加以及政府再分配的减少等。

1991 年到2003年，在西藏，劳动占GDP的比重最高，接近90%，而在上海最低，大约33%。结论是：
1，收入越高的省份的劳动比重越低，
2，工业比重可以解释一部分劳动比重下降的原因，一个省的工业比重每上升1%，劳动比重会下降0.57%，
3，国有企业数目越多，劳动比重越低。
4，资本回报（ROA）对劳动比重有负面影响。

中国产业的发展集中在劳动力比重比较低的部分，在我们研究的13年中，2%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可以由产业发展来解释。从2000年到2004年，2004年的劳动比重比总工资中工人利润留成的比例逐渐下降，在几乎所有的行业，公司雇佣的工人都偏少。

总结来说，中国GDP中劳动的收入以及公司价值增加中劳动的贡献在降低，其次，这种降低背后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工业份额的增加，资本报酬的增加，单位资本收入的增加；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利润中劳动的比重降低，公司利润的增加，长期技术朝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

这些发现对未来劳动收入比重有如下的预期：首先，在短期，由于利润的降低，劳动比重将增加，其次，在长期，由于技术越来越朝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劳动比重也将增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白重恩：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回报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主要采用Hall-Jorgensen公式估测资本回报率：通过资本份额、资本存量、GDP 以及资本和产出的通货膨胀率估计资本回报率。我们利用Pen World Table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是世界上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高投资率之下仍有高资本回报率，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998年以来资本份额的显著增加，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我们的估计并不意味着投资没问题，目前存在很多问题，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但并没看到资本回报率发生下降。此外有一些成本不包括在国民帐户中，比如未考虑环境成本，这也会高估资本回报率。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
现在我来谈谈1978年至2006年我国工业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从定义上讲，由利润除以资本来计算所得。计算资本回报率可采用两类数据，一类是国民帐户数据，一类是企业数据。我们选择了企业数据。

我们的研究发现，第一，晚近时期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而非虚构的强劲增长，经过仔细分析的经验证据显示，1998--2006年间9个资本回报率系列指标以很高统计相关性同时增长。以权益作为存量计算，净资产净利润率从1998年的2.2%上升到2006年的13.4%，税前利润率从3.7%上升到15.1%，总回报率从6.8%上升到18.5%。

第二，不同类型的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私营企业比较高，三资企业次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较低。以净资产税前利润率为例，2005年私营企业为17.3%，三资企业为14.9%，国有企业12.9%。不过比较 1998年以来资本回报率增长幅度，三类企业排序则正好相反，国企增长较快，这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发生成效。，或者国有企业的盈利增长仍依赖于行政管制政策的扶持和保护。

第三，体制转型背景下的资本回报率呈现先降后升走势。

第四，物价因素调整后资本回报率仍呈增长之势。2005年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存量计算的真实税前回报率约为12.9%，扣除实际所得税负后，真实回报率约为10%。

第五，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存在显著关系。

第六，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胜过日本，逼近美国。90年代中后期远不及日本经济快速追赶阶段制造业的回报率水平，与美国同期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相比差距更大。

第七，我国近年投资高增长主要来自扭曲因素，资本回报率问题对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和外部失衡问题也有启示意义。如果国内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则说明中国持有过量外汇储备，成本较大。另一方面，如果国内资本回报率非常高，那么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外部需求减少时，有可能在短期内甚至中期通过进一步增加投资来维持较高增长，因而调整外部失衡并非注定要以国内经济失去增长动力为代价。

周黎安：政治竞赛和中国的经济增长
从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看，中国比俄国要差一些，但制度对经济产生的激励非常重要。在中国，投资和增长的激励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推动。中国官员的选拔在很大程度上看经济增长程度，因此，地方官员都在为经济排名而关心。Li & Zhou系统化的证据表明，1979年--1995年，一个省级领导的升迁可能性与此省GDP增长率正相关，而且，他们职务的罢免和经济表现负相关。 Chen,Li & Zhou将样本扩大到1979--2002年，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政治竞赛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企业家等生产要素，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增加地方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政府的租，降低地方利益集团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不受地方百姓的监督，只受到高一级政府的管制，如果选择比较弱的激励，地方政府有可能将政府的资源用于一些对生产不利的地方。最近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强调社会正义公平，以及减少污染，以绿色GDP来代替GDP作为考核标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中国经济改革新的挑战和政策。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28年间GDP增长了13倍，贸易年增长率达到17.2%，GDP和贸易额目前都位居世界第三。但中国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那就是内外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城乡人均收入比率不断扩大，1978年为2.6：1，2006年为3.3：1，2010年可能达到4.2：1。

第二，收入不平等以致恶化，目前基尼系数已达4.5，而且还继续增大趋势。

第三，投资过热，1992--1997年间，由于投资过度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中国经历了1998--2002年持续的通货紧缩。为了摆脱这个通货紧缩，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投资过热，从2003年开时，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达到25%，可以预见，等这些投资完成投产之后，中国很可能会经历另一次通货紧缩。

第四，潮涌现象，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集中于个别产业的过度投资，如2003--2005年在汽车产业、建筑材料产业和房地产以及2006年在化工产业的过度投资，这种状况会恶化产能过剩，导致这些部门投资的金融回报率很低。

第五，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大量的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以及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这些内外不均衡是多种原因形成的，主要是改革尚未完成。首先是金融结构改革尚未完成，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导致中小企业发展不足，2006年，中国中小企业只占第三产业39.5%，中小企业发展不好就减少了就业机会，由此体现在二元经济、低工资和城乡收入差距上。另一方面，利率被人为地压低，存款和贷款利率都很低，这是一种对企业和富人的变相补贴，因为他们是贷款投资的主要人群。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其次是资源税尚未完成改革。在中国，资源是国有的，在改革之前，采掘业都是国有企业，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对开采自然资源也不收费。改革之后，由于资源价格很低并且采掘企业背负很重的社会负担，资源税也定得很低，只占价格的1.8%。1980年以后，私有企业被允许进入采掘业，采掘业成为暴利行业，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收入差距加剧，另一方面也导致寻租盛行。

再次是对行政垄断的改革还未完成，能源、通讯和银行部门都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垄断力量，这导致三个方面的结果：垄断租金、垄断部门的高收入和收入差距，以及寻租行为。

解决的方法是，首先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可以降低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提高资源税，减少行政垄断，降低寻租行为。最后，为了解决双盈余问题，需要降低甚至取消外资的税收优惠。

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中国经济转型透视。日本从1950--1973年、台湾从1958--1987年、韩国从1962--1990年，都经历了一个象中国一样的高速增长期，增长率甚至高于中国。

中国投资率非常高，1988年，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147公里，2005年达到41，000公里，计划未来达到85，000公里。但参照美国的情况，这些投资增长并不过分令人惊异。教育投资也在急剧增长，大学年新生入学人数从1997年的大约100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500多万人。大学在校生人数也从 1995年的大约300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1500万人。但中国大学生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

第四个是，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820年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 1820年我国GDP占世界的约三分之一，1950年降到最低，4.5%，2001年上升到12.3%，2005年预计达到世界的四分之一。

但中国的进出口水平相当高，2006年，中国的进口占GDP比重30%，出口高达35%。这种状况不正常。美国的出口仅占GDP的10%，进口占15%。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既不是奇迹，也不会崩溃，它仍然是正常的经济发展历程。

（注：内容选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7年第34、36、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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