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进入一年倒计时，人们更为关注北京以及全中国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传统格局没有出现根本变化，“科学发展观”就只是一个美妙的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庆祝其建军80周年，人们注意到，这支军队里的歌唱家、舞蹈家以及运动员教练，他们不是文职军官，而且将星闪耀，闪成了一片。这种现象未免古怪，但与此相联系的、更为根本的是，那些政治军官们，则根本没有转为文职的问题，体现着“党军”的传统特色。

有意思的是，标榜“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则为其传统所累。

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十七大，公布了代表的名单，还在报纸上电视上宣传代表产生过程如何如何民主，并开辟专栏介绍代表的情况，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选举产生的代表名单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过去似乎没有过，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没有过，算是有些新意。至于选举过程是否真的民主，中共组织部认为是的，又没见党员们有说不是的，外人就不好乱猜测了。但是，从对代表的宣传来看，与对人大代表的宣传类似，其实质是对“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宣传，重点是在他们的工作表现和个人觉悟如何突出，而不是他们在思想上、政治观念上有何特点和代表性。这样看来，即使选举过程相当民主，其选举原则却实际上是“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全党服从代表大会”的民主原则根本背道而驰，造成的后果则是“代表大会服从中央”。

实际上，对于此次十七大，中共高层仍一如既往，热衷于幕后的权力斗争。他们要在十七大之前，在十六届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会上，把权力分配格局基本搞定，以便于领导那两千多位代表，将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所有的“党内民主”之“秀”，都难以掩盖这个散发着腐朽传统气息的现实。

然而同时，人们对胡温五年来的表现看在眼里，对他们主动实行政治改革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就只有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革。于是，延续着改革的争议，出现了一波针对中共指导思想的争论，而争论的双方对于党内民主，则有相当的共识。左派中的毛派，在失势之中也多少体会到民主、自由的价值，要求中共实行差额选举，而更为开明的人士，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立“全党服从代表大会”的原则，实行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

毛泽东自诩“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而倘若真的认真起来，中共当然应该正视这种状况，表现出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诚意。

但是，中国共产党只是表现出“作秀”的姿态，以公布十七大代表名单来表现其选举过程的“民主”，回避党内民主的实质性进展。

这种回避的姿态，其实质是回避“讲政治”，代之以“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式的党员个人“先进性”。从“保先”到十七大代表选举，这种回避“讲政治”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回避“讲政治”的党员代表“先进性”，就只能体现在他们的工作表现。不谋私利不腐败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就已经很“先进”，再突出一些，或者正好符合某种比例要求，就差不多够格当个十七大代表了。

但是，这样的资格条件，就差不多把代表的政治棱角磨平了，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心，是“官样”党心，不是现实中的党心。而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是这样的状态，“官样”党心长期控制着现实党心，现实党心也就受到侵蚀，以“官样”党心为楷模，政治上的热情与冲动在压抑中萎缩或消逝，钻营“个人先进性”取代了积极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这是“全党（包括全国代表大会）服从中央”原则下的现实政治生态，是专制政党为自己营造出的党内基础。方励之曾经鼓动年轻人加入共产党，以其对政治的理想、热情而改造这个共产党，然而，在共产党的现实状态里，这样的举动很难达到一定规模，也很难形成并保持其冲击力，成功的概率很低。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确立“全党服从代表大会”原则的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宣传这一要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非常重要。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进程，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有现实的影响，而这一进程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改变其 “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按照马克思学说的精神，按照它自己党章的书面要求，走向“全党服从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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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