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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多党制（一）独树一帜著 |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7-08-24讯】
| 内容摘要 :
作品说明
本人独立创作的专著《中国多党制》计划20万字（不含空格），预计三个月内定稿，现已完成初稿4篇20章13万字（一个月内可定稿）。本书是最新的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理论和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初稿的篇目为：政改洪流、政党体制、国家体制、输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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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古以来，人们都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来说明人民与政权的关系。的确，各国的历史发展和改朝换代无不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所以人民要想改变历史，必须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否则就无法成功。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有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生命，但至今仍然无根本性突破，与世界民主化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究其原因，是人心不齐。当政者力主“低度民主以保共”，认为民主是自生的；在野者呼吁“宁愿弃共也要高度民主”，主张全盘西化。除了这两种主流意见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主张。两种主流意见之间互为敌对，相持不下，势不两立。所以中国的民主就在低度民主的范围徘徊，走不上高度民主的坦途。现在是发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的时候了。虽然上述两种主张各有所长，但都有其致命的弱点，前者过于保守和懈怠，还有视美式民主为异端的偏见；而后者又过于激进和冒险，还有视共产党为敌的误会。
本书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主张联美联共，古今中外为我所用，实行以共产党为支点的多党派轮流执政的联邦民主制，将共产党与美式民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中国式民主理论不仅仅是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诉求的宣示，它既有西方民主体制的基本元素，又有东方政治的神韵，是民主体制的中国化，而且是建立在大量实证基础上的极具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是像设计精密仪器一样，经严谨巧妙构思而成的创造，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杰出的理论就是一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这样的理论会成为统一人民思想的灵魂，被这种理论所武装起来的人民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历史上无数先烈都是被革命理论召唤起来，冲向战场的；今天中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也有理论的功劳。
民主是人民争取来的，但人民也必须要有理论基础。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政者不可能恩赐民主。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道路都是人民奋斗得到的，并通过这个过程使人民大众深刻地领会了民主的全部内容，成为较高素质的国民。中国的民主勇士不应该只满足于对民主一知半解，不能没有人潜心钻研民主理论。中国的民主理论就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只能产生于民间。但理论的匮乏恰恰是中国民主运动虽历经百年却不能成功的病根。回首百年，充斥中国人耳际的民主概念已经不少，但成形的具有体制结构的方案，除照搬他国的以外几乎没有一个。这就好比大象如其肢体的关系一样，活生生的大象有很大的力气，而其被肢解的肢体却都没有任何力量。
有了中国式民主理论，中国就拥有民主政治讨论的超级平台和民主对话的方向。而在此以前，中国人讨论民主其实是不着边际和漫无目的的，因为说起如何实现民主时，一万人就有一万个不同的看法，这样下去是永无共识的。正是因为人心不齐，专制主义才会大行其道。现在的讨论就可以围绕这个具体方案展开，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致意见。如果中国人民基本同意这一理论和政改方案，尤其是台湾、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人民都认同这一理论，都愿意借此建立中华联邦民主共和国，那么中国既可以实现国家统一，也可以实现人民民主，使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全盛时期。这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也是全球华人热切期盼的，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乐见其成的。在这种人心所向的大环境下，任何顽固的专制主义者都会相形见绌，作鸟兽散。而当政者面对这种已经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政改方案，会顺理成章作出顺应民意的决断。相反，如果让当政者主动拿出政改方案，或者接受他人草拟的未经人民讨论认可的政改方案，其实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其风险就在于如果人民不认可这样的政改方案，当政者就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要是破旧而不能立新，还会出现政权危机。
总之，中国当政者面对世界民主化潮流和国内实际，是完全有可能接受这种现实和巧妙的民主化改革建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看人民是否支持。在这场有具体理论方案的反专制争民主的艰苦斗争中，希望民间社会互相支持，克服重官轻民、文人相轻的陋习，携手共进，尤其是各位仁人志士、民主精英更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拿起民主理论武器，去吹响号角，唤醒工农，在中华民族伟大变革的重要关头建立功勋，人民将来会用选票奖赏您的。
中国多党制（二）/独树一帜著
(2007年08月14日发表)
第一篇 政改洪流
虽然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比其他国家都要艰难，但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规律，就像那势不可挡的洪流一样必将推动中国向前！向前！向前！ ( )
第一章 中国政改是世界难题
如果我问您，在谁的推动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成功？您回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我说不对；您回答是中国当局，我仍然说不对；您回答是中国人民，我仍然说不对；您回答是世界人民，我才能说正确。以往我们中国人的依附心理太强，现在我们必须明白这项事业只有全中国人民在世界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齐心协力才可能成功。在此，希望能够让您相信中国政改是世界难题，而不要说是故弄玄虚、小题大作。
一、中国政改比登天还难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都有明确的讲话。多数中国人以及关注中国发展的外国朋友，也都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是非改不可。但是大家没有真正认识这项课题的难度。其实中国政改真是比登天还难，随着神州五号宇宙飞船的升天，就标志着中国人实现了登天的梦想，而时至今日政治体制仍然不是人民满意的体制。
政改课题的难度，首先是它的危险性。这点从中国的实践上就看得很清楚：为寻求现代化政体的官方或民间活动，可以追溯到1840年那个屈辱年代，当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以后，举国在震惊和痛苦中接受这个残酷现实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从此，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开始了争取政治改革的斗争，改革不成就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暴力革命。为此，数以万计的英烈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牺牲。其次是政改研究，不仅不能受到官方的重视，而且常常受到压制，只有在秘密环境下进行。这一点有人理解不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当局极力维护其统治，往往不希望看到有人试图改变这种统治，认为改革意图会动摇其稳定，而且政改就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一种政权脆弱到这种程度难道不需要改革吗？第三是研究者在课题定位上容易跑题，不是把它当作理论问题，而是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或者阶级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的人，认为掌握政权就自然政改了；当作经济问题的人，认为经济发展了政改就必然会来到；当作军事问题的人，认为掌握了枪杆子也就必然获得先进政权了；当作阶级问题的人，认为中产阶级出现了政改也就水到渠成了。虽然政改研究必须要考虑政治、经济、军事和阶级条件，但它的本质还是理论课题，首要的问题是要拿出最好的理论。纵观清朝覆灭后那些短期政权的结构，失败根源之中都有理论原因。第四是改革找不到方向。 虽然大家说起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都能不约而同地指出是政治体制问题，然而真正沉下去潜心研究政改问题的人却十分罕见，最终导致缺乏令人满意的政改方案。 正因为缺乏令人满意的改革方案，以及这种方案所带来的民意支持，改革才找不到方向，改革才步履维艰。第五是设计政改方案的重任只有平民百姓来承担，官方不压制就是万幸，别指望官方及其研究者会设计政改方案。所以说，政改研究是极其危险的不受重视的秘密的容易跑题和迷失方向的难题，但是绝对不是无法破解的难题。而以往人们却是把政改不力的责任通通归咎于中共及其政府的。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而且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这就好像病情严重的患者没有能力自治其病的道理一样。其实正在游戏的人没有精力也没有资格去改变游戏规则，这通常是游戏开发和设计者的职业范畴。政体改革虽然当政者固然有更多的责任，但人民大众必须要形成政改理论共识，并且去同化当政者，当政者才有可能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二、中国经济正在改变世界格局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四大贸易国，经济实力排名第六。许多专家认为，如果这一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将在2010年以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大规模从亚太地区进口包括能源、矿产和木材在内的自然资源，日本、韩国的工业品，越南、印度的农产品，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畜牧业产品，中亚的石油、南亚的矿藏，东盟各国的原材料，各种产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市场，从而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和就业。同时，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吸引了亚太地区大量闲置资本前往中国投资，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发了新的财源。美国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波尔茨维克说，中国已经日益成为推动区域性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列斯托维茨说：“中国目前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日本是一个纯出口国，因此在带动亚洲国家扩大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没有中国的作用那样显著。”
三、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全球最著名的自由经济学者和倡导者，是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顾问，曾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定经济方针政策提供指导，是一位对两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比较了解的专家。2006年，弗里德曼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中国在政治上至今是集中（collectivism）的制度，经济体制上却逐渐放开，走向了市场经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却面临一个政、经体制的冲突（Clash），因为这两者最终不能够相融。印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过去却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如今印度放开了经济体制，从而在各方面增加自由的程度，因此，相比之下，印度却是处在更好的境地。”指出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客观规律。
四、中国政改将会改变世界面貌
随着信息化对社会关系越来越大的影响，国与国、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地球变得像个地球村。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崛起，并且在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就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政改进程已经受到世界高度关注，如果成功实现政治转型，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必将改变世界面貌，还有可能为世界发展指引方向；如果失败，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顺应势不可挡的世界民主化潮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实际，中国完全可能而且必然会走向中国式民主化道路。当然这条路也许不是唯一的，但必然是最科学最实际的才最有可能成功。
独树一帜的这种设计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政改方案设计，这是成功破解中国政改这道难题的最佳途径。它把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同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国古代监察和考核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是法治与礼治的结合，是民主与统一的结合，是联邦主义与自治制度的结合。这种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政治的融合必将创造奇迹。
这种设计确实是把以往大家认为不可能组合到一起的要素组合到了一起。其实任何一项划时代的设计都有这种共性，那就是把通常认为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在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式中，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中国政治要素，是根本没有可能同西方民主政治要素，如多党派轮流执政、普选制、代议制、联邦制、分权制衡和新闻独立等组合到一个政治体制之中的。
这种中国式民主化道路，是中华民族数百年来的最大梦想，不仅能够使中国成为长期的经济大国，而且成为长期的政治大国。不仅能够彻底改变中国面貌，而且能够彻底改变世界面貌，实现世界民主政治的飞跃。
2007年8月14日 [来稿]
中国多党制（三）独树一帜著
(2007年08月14日发表)
第二章 社会矛盾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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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GDP增长率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也获得一定进步，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宏观经济的失衡，而且是结构性失衡。最严峻的结构失衡就是投资、消费、外贸的结构失衡。2006年经济表现出的这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是：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过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季度是29.8%，上半年是31.3%，三季度是28.2%，均比2005年加快。特别是，在建项目规模偏大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截至2006年10月底，城镇50万元以上施工项目累计24.9万个，比计划总投资增加28%。
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不足，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态势继续扩大。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比1980年代的62%足足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9.9%，而消费仅为35.7%。显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问题仍在加剧。
第三，外贸顺差不断上升。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中国对外开放度加大。到2004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开始超过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200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一季度233亿美元，二季度379亿美元，三季度486亿美元，前三季度同比增长60.7%。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8%左右。如此高的开放度和外贸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潜在外部风险上升。
如何改善宏观经济中的严重结构失衡问题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甚至政权稳定。对于连续多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的严重结构失衡，虽然政府采取了积极干预措施，然而这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却有增无减。并且，伴随着这种经济问题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在加剧，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非法占地和拆迁、群体抗争、自然环境恶化、看病贵、学费高、房费高、就业难、诉讼难等等。
如果仅说经济问题，恐怕只有经济学家才能明白目前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把经济和社会中的各种严重问题放在一起去研究，我们大家就都能轻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问题同我们习习相关，并且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已经造成严重伤害，或者是正在威胁着你和我 。是的，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领袖和人民、官员和百姓、富人和穷人对其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有切肤之痛，我们一天也无法忍受下去。更担忧的是，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遏尽全力，但收效甚微。因此，人民已经有强烈的变革动机。
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是为揭示真相，寻求真理，研究治本之策。
通过对比分折后明白，我国的这些社会问题总体上比西方实行高度民主体制的国家要严重得多。至此，人民已经有了模糊的变革方向，那就是走向高度民主，只是尚未找到通向高度民主的道路，也就尚无明确的方向。
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前中国最为严重的五种社会问题吧 。
第一节 贪污腐败
这一部分将要最客观地反映中国目前存在的最阴暗最丑陋的一面，但目的是揭示本质，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讨论贪污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要判断中国当前的贪污腐败究竟有多么严重？造成这一问题是否与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通过政体改革是否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一、腐败是当今中国第一社会问题
贪污腐败，不仅严重地腐蚀了国家的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财产利益。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其实质效果相当于将边贸税率提高了20％强，而边贸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也就是说，如果高腐败国家不尽快改变其商务活动中腐败状况，无疑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与新华社《半月谈》共同组织实施的50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的问卷抽查显示：腐败成为专家眼中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认定这一问题为当今中国第一问题的专家比例达43％。远远超过其他被列第一问题的总和。该调查表明，一些专家、官员对中国21世纪的腐败和反腐败形势的总体判断是：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社会还将处在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和多发期。
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在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几种衡量清廉状况的主观指标中，中国排名都比较低，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上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公布的贿赂和腐败指数中，中国得分3．53，在59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1位，居于中下游；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999年公布的贿赂和回扣指数中，中国得分2．222，在47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37位，明显处于末尾；在世界银行2000年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数中，中国得分付0．289，在151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82位，也是处于中下游。
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所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简称CPI）在各国政府和公司中有较强的可信度，而中国的“清廉指数”是比较低的。“透明国际”在反腐败斗争中侧重于加强各国及国际廉政体系建设，而不是曝丑揭短，坚持不参与调查政府、公司或个人的腐败个案的原则，以其温和和合作的姿态，重视发挥咨询、建议和督促作用，对腐败现象进行渐进式根除，倡导腐败严重的国家进行反腐败改革，受到广泛重视。“透明国际”曾经帮助加拿大、韩国、巴西以及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反腐败规划，赢得了这些国家的赞同。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好坏，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声誉如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里指出：“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援助机构在进行投资和贷款时，将贪污贿赂行为列入考虑因素之内。”“清廉指数”满分是10分。中国“清廉指数”得分波动较大，1980—1985年是5.13，在世界54个样本国家中排名为第27位，腐败状况还不太严重，因为当时是处在改革开放初期；1988—1992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降为4.73，直降到1995年的2.16、1996年的2．43，分别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五位，说明中国清廉状况迅速恶化。其后，由于加大反腐力度，“清廉指数”有所上升，1997—2001年是3.05，2002年是3.5，但仍处于落后位置。2003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3.4，排名是第66位，在全球处于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的行列。这一指数似乎也反映了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退缩与难度，要求在反腐败上有更好更大的作为。2004年中国得分仍为3.4，由于样本国家数的增加排名全球第71位。2005年降为3.2，排名第78位。2006年上升到3.3，在新增加了4个国家的情况下，在总共16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升至第70位。可以看出，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清廉指数”处在相持状态中，在3.5到3.2之间徘徊。
2006年清廉指数排行榜（排名国家或地区）：1芬兰，1冰岛，1新西兰，4丹麦，5新加坡，6瑞典，7瑞士，8挪威，9澳大利亚，9荷兰，14加拿大，15中国香港，16德国，17日本，18法国，20美国，26中国澳门，26葡萄牙，34以色列，34中国台湾，43韩国，70中国大陆，70印度，121俄罗斯，160几内亚，160伊拉克，160缅甸，163海地。在这个排行榜中，高度民主国家的排名都在前20位，一般民主国家和地区在前40位。所以全球政治实践充分证明，政治体制及其民主程度是决定国家清廉程度的根本。
三、尽管中国把反贪力度加大到极限，但腐败局势仍然失控
全国法院系统查处与腐败有关的犯罪人员的数字是比较大的。1988判刑的腐败分子人数为9832人，处于相对低位。1991年判刑人数增加到20670人。1996年创出新高65424人。1998年降为15670人，后逐年增加到2001年的20120人，此后开始向下减少到2002年的13839人。1998年至2002年5年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比上一个5年上升65％。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数字也不小。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达67505人。最高检察院通报，2006年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的案件623件。从数据可以看出，这一年的反腐败也是硕果累累。然而，可悲的是，贪污腐败的发展趋势呈现不降反升，大有“前仆后继”，“誓死如归”的势头。这一点最得力的证据，莫过于近20年查处的各年份省部级高官的数字。这些人处于社会顶层，位高权重，查处他们的难度极大，能查处大批这类大人物，可见反腐力度着实不小。他们苦心经营，能够升迁到“地方诸侯”、“封疆大吏”，绝不是那种因为不珍惜，不自重，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之人。然而，他们面对前面同辈一个个下狱甚至被抄斩，为什么仍然会鬼使神差地走向违法犯罪呢？1987—2006年省部级违法违纪官员如下：
1987年（3人）
洪清源: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198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倪献策:江西省长,1987年4月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沈 图:民航总局局长,中央委员,1987年7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1993年1月病逝
1989年（3人）
杨汇泉:湖南省副省长,1989年5月因官僚主义及涉嫌违纪等被罢免职务(后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托乎提沙比尔:新疆政府副主席,1989年9月因腐化堕落被撤职开除党籍免于起诉
梁 湘:海南省长,1989年9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1998年12月病逝
1990年（1人）
罗云光:铁道部副部长,1990年因收受贿赂立案侦查，因在规定期限内自首，被免于起诉(后任神华集团副董事长, 朔黄铁路公司董事长)
1991年（1人）
韩福才:青海省人大副主任,1991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92年（1人）
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199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1994年（2人）
李效时:国家科委副主任,1994年3月,以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马烈孙:宁夏政协副主席,1994年因教派冲突指使杀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5年（3人）
王宝森:北京市副市长,1995年4月因经济犯罪畏罪自杀
平义杰: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1995年5月因违纪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陈水文:湖北省副省长,1995年7月因违纪炒股被撤职(后任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
1996年（1人）
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6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7年（4人）
韦泽芳: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边少斌:民航总局副局长,1997年8月因受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铁 英:北京市人大副主任,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黄纪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98年（6人）
辛业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鲁家善: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陈希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7月，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于 飞: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0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
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李恩潮:广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1998年12月因违纪被开除党籍
1999年（5人）
常 征: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徐炳松:广西政府副主席,1999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孙小虹: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1999年12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2003年任省经贸厅长)
孟庆平:湖北省副省长,1999年12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刘连昆:总后军械部长,少将,1999年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
2000年（11人）
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陈 忠(准副省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2000年2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朱 川:辽宁省副省长,2000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留党察看２年
跏交?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0年5月因玩忽职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不追究刑事责任
金德琴: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原中行行长,2000年6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周文吉:宁夏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2000年8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委员,2000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李大强:神华公司副董事长, 原湖北省副省长,2000年9月因违法违纪受贿被双开
许运鸿: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徐鹏航: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后任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吴文英:纺织总会会长,中央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
2001年（6人）
查克明:华能公司副董事长,原电力部副部长,2001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王乐毅:海关总署副署长,2001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李纪周: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10月，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慕绥新:沈阳市长, 2001年10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2年3月患癌症死亡
丘广钟:福建省副省长,2001年11月被罢免职务
姬胜德:总参二部部长,少将,2001年，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2年（6人）
石兆彬: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刘知炳:广西政府副主席,200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秦昌典:重庆市人大副主任,2002年6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郑光迪:交通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高 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2002年9月失踪，2003年11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开
朱小华:光大公司董事长,2002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3年（7人）
田凤岐:辽宁省高级法院院长,2003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丛福奎:河北省副省长,2003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李嘉廷:云南省长,2003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3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
王雪冰:建行行长,中央候补委员,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麦崇楷: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4年（8人）
柴王群(准副省级):云南省委宣传部长,2004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潘广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长贵:贵州省副省长,2004年4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吴振汉: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2004年6月因违纪并涉嫌犯罪被双开
刘方仁: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4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钟麓:浙江省副省长,2004年8月，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阿曼哈吉: 新疆政府副主席,2004年10月因涉嫌犯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张国光:湖北省长,中央委员,200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5年（13人）
李达昌:四川省副省长,2005年1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逮捕
张 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刘克田:辽宁省副省长,2005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张恩照:建行行长,中纪委委员,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辞职,接受审查
张宗海: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5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王昭耀:安徽省委副书记,2005年9月因涉嫌犯罪被撤职
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双开
吕德彬:河南省副省长,2005年9月因买凶杀妻被判处死刑
陈维席:安徽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失职被撤职,降为正厅级巡视员
王厚宏:海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违纪被终止人大代表职务
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刘金宝:中行副董事长,2005年被判处死缓
2006年（8人）
丁鑫发: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2006年1月，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徐国健: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侯伍杰:山西省委副书记,2006年3月因涉嫌受贿被起诉，此前已被双开
王守业:海军副司令,中将,2006年4月，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刘志华:北京市副市长,2006年6月因生活腐化堕落被撤职立案审查
何闽旭:安徽省副省长,2006年6月因涉嫌腐败被双规
荆福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6年7月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双开
陈良宇: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6年9月因涉及上海社保资金案被立案检查并免职
以上人员中，一共89人，其中前10年15人，后10年74人，后10年的人数是前10年的5倍。照这种趋势，下个10年是370人，下下个10年是1850人。这一现象不应该被忽视，应该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重视，因为这不是个别或偶然现象。省部级官员是这样，中下级官员必然更加严重，只是一时找不到治理方法，就只好捂着盖着罢了。这一现象无可辩驳地说明，现有政治体制业已失效，因为它无法治理严重失控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
四、许多贪腐者其实是在戏弄落后的政治体制
许多事情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是可以作为腐败问题根治的，而在时下中国却屡禁不止，如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这些公开的腐败，早在多少年前就已司空见惯，大行其道，无法治理；找官员办啥事，都得靠关系、走后门并请客送礼；党政机关裙带化，家族化，“一人得道鸡犬升”等等这些现象都变成了常态。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贪腐者对待宪法和法律，对待检察官和法官有一种藐视不敬的心态。这样，对贪污腐败自然就不是以一种心跳和羞耻的心态去面对，加上不行贿不受贿就无法与上级下级处好关系的实际压力，所以产生一种戏弄人民、公款、女色和政治资源的心态。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的许多腐败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当前的腐败多数已不再是单个人所为，腐败成网、成集团的现象更为明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说，2001年以后，中国的腐败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他认为这说明中国的腐败在一些领域越来越严重了。1990年查处的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是第一个大集团腐败案件，被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3人。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各界官员数百人，案值高达530亿元，人数之众，案值之高，历史罕见。同年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使得沈阳市政府百余名干部牵涉其中，案值2200万元。2003年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局级以上领导干部67名，案值5500万元。我想，这些人贪污还要拉扯这么多人一起干，就不怕有人告密，其实就是在寻求吃大户、唱大戏的那种乐趣，是一种趁火打劫、聚众“哄抢国家”的心态。贪官因手中的权力失去监督,其贪心就会发作膨胀 ,以至贪婪成癖,以贪为乐。此外，腐败案件涉案资金数额也越来越大，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上亿，几百亿。腐败到没完没了没有边际的地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贪官们何以能轻易弄到上亿元的公款？贪污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贪污几百万，就已经够花了，却偏偏要贪污上千万、上亿，是不是要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贪污到没用的程度了，这难道不是耍戏国家的心态吗？完全没有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真是欺人民太甚！欺国家太甚！欺政体太甚！
五、腐败最大危害是摧毁国家机器，尤其是司法体系
当前司法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滥用权力，如贪赃索贿，插手经济纠纷或利用职务之便在案件中斡旋，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挪用公款或当事人钱物，嫖娼、包养情妇，乱搞两性关系，参与黄、赌、毒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故意或过失拖延办案，久拖不结、不执等等。在这里，姑且不说1987—2006年司法部门违法乱纪的7名省部级高官，只举一例最低级别的官员的案件，就可以看出司法体系在目前政治环境中是多么容易陷入腐败泥潭。2006年，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审理的一桩贪污腐败案的起诉书上说，天津海事法院会计程伟，在2004年底因涉嫌经济案件受检方调查时，曾通过塘沽区法院书记员李亮、开发区法院执行员刘春发打探开发区检察院调查自己案件的情况，要求说情开脱罪责。后在刘春发的撮合下，开发区检察院反贪局张庆钧和另一名反贪局官员接受了有刘春发参与的李亮的宴请。而后程伟通过刘春发经手将20万元贿赂款交给张庆钧。程伟于2005年7月被刑事拘留，后以涉嫌挪用公款、贪污和行贿三项罪名批捕，涉案金额高达1亿多元。而这些涉案人员，不过是最基层最低级别的检察官和法官而已，可见司法机关的官员们的犯罪自由度和犯罪能力有多大！检察官、法官理应是法律的守护神，司法机关应该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纵然执政者中不乏有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能够通过人治，采取强力干预的方式打击一些不法分子，可是依靠这种不勘一击的司法体系能根除其他部门的腐败吗？能根治因机会和过程不公平而造成的贫富悬殊、非法占地和拆迁、群体抗争、自然环境恶化、看病贵、学费高、房费高、就业难、诉讼难等等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吗？
六、反贪除了政体改革，别无选择
对于反贪败的办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中纪委机关作题目为“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的演讲，谈到东三省的腐败时说，建议东三省考虑军管，如果明后年美国在朝鲜问题动武，我们就在东三省军管。腐败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杜绝肃清。你们各位要是不相信，我去给你们当东三省反腐败顾问。推出个人财产申报，许多人不敢报，无主财产就收归国家当军费，环保费，“三农”费用。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不知道杨教授的建议有多少人同意，但最起码反映一些人对中国继续在现有体制内用通常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已经绝望，因为体制不变司法不独立和不受监督的状况就不会变，司法一腐败就会全面腐败。自杨教授建议之后，中国实行了个人财产申报，但也没有遏制住腐败。难道必须要军管吗？我到觉得，别说是军管，即便是再来一次暴力革命，如果不实行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腐败问题也只能是一时的缓解。
2007年8月14日 [来稿]
中国多党制（四）独树一帜著
(2007年08月15日发表)
第二节 贫富悬殊
( )
2006年初，一个名为“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的国家课题组，经过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名地厅级干部的问卷调查，公布了如下结果：“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回答最多的是“居民收入差距”；“2006年改革应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回答最多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份调查资料足以表明，贫富悬殊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最突出的问题。
消除两极分化不仅是中共的纲领，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党的共识。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国虽然人均GDP排名世界140多位，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表、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石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亚于伦敦、纽约、东京和巴黎。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规模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客户群。另一方面，在中西部许多贫困地区，不难看到没有完整衣服穿的少男少女，不难看到一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的贫困户，不难看到无钱治病而惨死家中的老人，不难看到为糊口被迫卖淫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女孩，不难看到为生计所迫冒险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
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要用基尼系数。其最小值为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其最大值为1，表示所有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的发达国家,在1990年时城市化水平平均达到73%,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百分比大部分不到5%,基尼系数都在0.24-0.41之间,平均为0.32,这些国家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中国在1970年代，基尼系数为0.16，说明当时贫富差距极小；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以上，2004年则达到0.448，大大超过了0.4，2005年再创纪录，升至0.46。经济学家孙立平认为，“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具体状况，特别是贫富差距演变的具体过程就可以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失控的状态”。失控，就表明政府无法扭转这种危险局面。
他以2004 年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2004 年是政府对社会利益关系调控力度比较大的一年，特别是减免农业税、对粮食种植进行现金补贴等，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农民的收入在 8年徘徊之后有了大幅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 元，实际增长6.8%，是1997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然而可怕的是，尽管农民收入在2004年获得超常规增长，却没有改变总体上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根据2004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上年同期9.1：1有所扩大。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证明了同样的趋势，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4年前11个月，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1，与上年同期的4.7：1相比，差距也在扩大。这些研究结果都可以表明，近些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但贫富差距仍然是在不断扩大的。
在这些措施中，包括有税收调节机制。在一些国家，税收发挥着对收入差距的有效调控作用，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比如，社会中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收入对比最低的20%的人的收入，在税前可能会高达10倍，但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可能会缩小到5倍。但在中国，由于法制不健全等原因，个人收入所得税显然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工资占 GDP的比例过低，尤其是除垄断行业以外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更低。在其他国家里，工人和农民在工会和农会的组织下通过集体谈判完全可以争取到应有报酬，因为他们可以以罢工相威胁，而合法的罢工是法律所允许的。而中国现有体制尚无这样的机制，其实罢工是市场经济的通则。没有罢工机制，劳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处在强势地位的雇主只是依据良心来决定支付多少工资，所以必然造成普遍的工资低而工作时间长，也造成雇主能够在三个岗位上只安排两个工人的现象，而出现全社会就业困难的后果。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收入太低，必然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也必然导致群体抗争、学费高、看病贵、房费高、就业难等各种社会问题。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如果中国允许合法罢工是否就能改变贫富悬殊和就业难等问题呢？罢工机制是同高度民主制相匹配的，而同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有冲突，会造成严重政权危机。关于罢工问题，将在后面展开叙述。
说到贫富悬殊问题及其原因，中央党校于2006年《学习时报》第340期刊登一篇题目为《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课题组的集体研究成果，由课题组组长，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执笔，课题组成员还包括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政委袁水春，以及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崔正华等。《学习时报》是中央党校机关报，由江泽民题写刊名，报社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共中央党校院内，报纸上的文章带有的官方色彩，是不会夸大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的。
这篇文章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另外，这篇文章还承认，中国在社会公平上存在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对改革方向的怀疑。
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贫富差距的时候，总结了四个特点：第一，反应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第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一代相当于过去的好几代。第三，起点不公平。文章承认中国人民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享受医疗保健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第四，同时也是最为严重的是过程的不公平。
综上所述，独树一帜认为，要想控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失控局面，如果不从源头，即权力运行过程，以及劳资关系的公平性上进行改革，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而这种改革不是经济体制上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权力市场化(权力作为资本介入市场)是贫富差距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权力的市场化，导致了大量的人仅仅因为社会关系、职位等一些特殊的条件升官发财。许多企业家都拥有公共权力背景，可以深入到政治中心左右政策，可以侵呑国有、集体企业，可以无偿使用公共财政资金和土地以及地矿资源，免费使用新闻媒体为自己宣传，而不拥有公共权力背景的企业在这样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一个个惨遭淘汰。由于权力市场化，不应该富的人越来越富，不应该穷的人越来越穷。这样的循环，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第三节 非法占地和拆迁
在今天的中国，各种利益主体对土地的追逐，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和旧城改造的旗帜下，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非法强行拆迁居民房屋，成为一种疯狂。大搞“造城运动”，无规划地成片开发土地，一次性将几平方公里、十几平方公里出让给一个开发商，造成大量土地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大片耕地被乱占滥用，低地价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令中央宏观调控政令成为一纸空文，也引起失去土地和房屋的居民民怨沸腾，愤起反抗。
一些官员把所有眼光全盯着土地，变着戏法将土地变成自己的摇钱树，或随意划拨土地，或违规出让土地，或私自征用土地，或滥用税费减免的职权，以至于土地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贪官大都与土地腐败有关，成克杰、田凤山、慕绥新、马向东、孟庆平、杨秀珠、刘志华，无不是土地的“操盘高手”。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1999—2005年，全国共发生土地违法行为1万多件，涉及土地面积30多万公顷，4000多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土地，其中一半以上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成为上访投诉的主要力量。2006年头5个月，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0多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12240多公顷，同比上升两成。2006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披露，2005年在对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的审计中，在21个项目中发现当地政府和征地拆迁部门截留、挪用、拖欠和扣减应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多达16.4亿元。
在这种形势下，从2006年5、6月开始，国土资源部接连发布了《关于严明法纪坚决制止土地违法的紧急通知》、《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强令各市县政府对2004年以来已批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取地方式、规划建筑面积、土地纯收益等22项内容，在一个月内予以公布。5月29日，国家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派出联合调查组，联合查处五起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广东省清远市违法征收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河南省郑州市龙子湖高校园区非法占地，山西省太原鸿富晋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占地，河南省安阳市四季花香生态园非法租赁农民集体耕地，山西省山西万水物贸城和太原富丽装饰有限公司非法租赁农民集体耕地。检查组于6、7月赴山东、山西、浙江、河南、湖南、广东等六省作实地检查。6月1日，国土资源部在南京紧急召开全国土地执法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坚决查处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对有案不查的地方，将追究一把手的责任，同时停止用地审批；国土资源部施出“铁腕”，下达硬性指标，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2006年6月公开、依法、严肃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起码8起。 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透露，已经运用卫星图片执法检查，督促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针对土地违法，国土资源部连发禁令，连查大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密集出拳，掀起新一轮“整顿土地违法”风暴，可谓前所未有。很快一批以“土地腐败”为主要犯罪形式的贪官和不法奸商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就有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已逃往美国)、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而在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因涉及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也被“双规”。在中国，土地只有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两种形式。这一轮“整顿土地违法”风暴，重点查处对象是“以租代征”、调整规划规避国务院审批基本农田、违反国家产业政策供地、开发区再度扩张等四项内容。当前这些现象越演越烈。许多地方不仅村组自己出租、企业到村组租赁，连政府也从农民手里租来土地出租给企业。“以租代征”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三个规避”：规避依法审批、规避依法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规避依法缴纳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许多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压低补偿标准，以极低价格从农民手中买地，又以高价转卖给开发商，靠农民的命根赚钱，还以种种名目截留、挪用、拖欠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将土地当成“第二财政”。据统计，一些市、县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已占到本地财政收入的40％左右，但更大的获利者仍然是开发商。地方政府从土地中获取暴利，这就使得开发热无法降温，民众利益不可能不受损。地方政府既不是保持中立，也不是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是和开发商一起掠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治理非法占地和拆迁问题，有人说关键是如何赋予被征地和房屋者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申诉权，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征地管理中征地事务与征地裁决相分离的征地程序。还有人建议建立征地补偿费预存制度，征地单位在将用地报批材料报给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之前，要把预计需要的征地补偿款(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足额预先存入征地补偿款专户，确保征地补偿款能及时足额兑现。国家也明确规定，对被征用耕地的赔偿金，应当公开举行听证会，广泛征询村民意见，依法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但实际情况是，在征地和房屋拆迁立项中，在土地交易中，居民总是毫不知情，违法占地和拆迁者常常是采取强制行动，粗暴对待不服的居民，动用警力强制动迁。他们常常自定方案标准，强迫居民接受，即便是少得极不合理的赔偿，有时还要被克扣，甚至打白条。人们不明白这些人为啥能够置上述程序、制度和标准于不顾。
独树一帜认为，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需要大量占用土地和拆迁房屋，如果依法进行，是不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但由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控制不力，尤其是政治发展滞后才造成上述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政商勾结、官商勾结掠夺民众利益的问题。其中的政商勾结的问题是能够通过强化政府治理，如上述整治行动，加上配之以长效机制是能够克服的，因为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治理中下层政府的问题还是有效的。但是根治官商勾结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需要依靠强有力的独立的并受到强力监督的司法体系，而没有独立的媒体和反对党派的监督，司法独立就做不到，司法就没有力量甚至自身先腐败。在这种情形下，面对巨大诱惑，那些如脱缰野马似的官员想不腐败都难啊！
2007.8.15 [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多党制（五）独树一帜著
(2007年08月15日发表)
第四节 群体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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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刚写一本有关中国的新书，名为《邻居—中国》。2006年9月24他在汉堡作有关中国的报告时说：“中国目前神速的发展，必然会使一些西方国家敏感，那很正常。中国政府不必过多地考虑西方人的看法，更应该注意的是本国民众，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党内的专权和腐化问题。”
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的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受到全世界媒体瞩目。
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发展到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2005年中国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从有关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遍及大江南北。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说：“目前中国处在急剧的转型期，注重发展效率和激励机制，不注重公平和公正。分配不公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容易产生。”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独树一帜认为“群体性事件”剧增的背后，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恶劣现象的强烈不满，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避免其所带来的更大危害，政府必须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还有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要防止一些官员使用杀人武器对付群众和平抗争，以及局部和暂时性失控事态。水枪比机枪好，橡皮弹、催泪弹比钢铁弹好，隔离铁马比坦克大炮好。以上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人民必须要形成治本，即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才能真正控制中国群体抗争事件频发的局面。这不能依赖党和政府，而是要全国人民来承担的。
第五节 自然环境恶化
中国国务院《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系统介绍了过去10年间中国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同时也指出，中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给人民带来更加富足生活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中国自然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白皮书还说，19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三林博士于2006年的披露，2005年，废水排放量比2000年增长了26.3％；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不仅未按计划比2000年减少10％，还增加了27.8％；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不仅没有比2000年下降10％，更是增长了64.2％。重点流域城市污水处理厂按计划建成率仅为40％，远远未达到计划要求。而且其中半数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非正常运行，出水水质超标的超过1/5。荒漠化、水土流失控制未能达到计划目标。鉴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约束性目标。按照这个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均要减少2％。然而2006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是：工业废水排放量为120.4亿吨，同比增长2.4％；COD排放689.6万吨，同比增长3.7％；二氧化硫排放1274.6万吨，同比增长4.2％。可以说，环境质量总体上仍趋恶化。金三林说：在中国目前的技术与劳动力素养条件下，制造价廉物美商品很大一部分是靠牺牲资源、环境、劳动力质量与消费水准的提高来实现的。他说环境保护工作尤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中国环境质量恶化的根源恰恰在于事实上存在的政府失灵。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于2005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在中国，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环境污染也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而人民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单说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指出，2004年中国生态现代化水平指数为42分，在118个样本国家中排第100位，中国正处于生态现代化的起步期。为反映一个国家生态现代化的相对水平，专家确定了包括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生活废水处理率、森林覆盖率、有机农业比例、安全饮水比例、可再生能源比例、长寿人口比例等30个指标在内的生态现代化指数。用这一指数衡量，2004年，瑞士等15个国家处于生态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西班牙等37个国家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巴西等40个国家属于初等水平，中国等26个国家属于世界较低水平。报告指出，中国自然资源消耗比例大约是日本、法国和韩国的100多倍；中国工业废物密度大约是德国的20倍、意大利的18倍、韩国和英国的12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大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7倍多，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4倍多。
有人说环境质量总体恶化的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是污染排放强度较高，是资金投入不足、环保意识与技术落后、环保产业不发达。独树一帜认为这些说法没有错，但也没有说到病根上。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两方面。其中一方面，在不能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简单的行政体制改革就能较大程度地缓解自然环境恶化的状况。大家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环保部门到底是干啥的？是环境监督部门还是环境管理部门？这个定位不确定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当裁判员吃香时他是裁判员，但一不留神，他却在他自己裁判的场上充当起了运动员。独树一帜不是存心要让环保部门好看，实在是因为环保部门定位的不确定性的恶果太严重了。如果它是环境监督部门，它就只需要如实反映环境状况和对破坏了环境的人及时查处，没有反映和查处是失察，反映失实或查处失误是错察，失察和错察都要承担责任。如果它是环境管理部门那就相反，你要管理好那里的人们对环境有破坏的活动，如果有人破坏环境，你即便是制止了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如果你没有制止而被监督部门查出，将承担更大的责任。按照这种设计，国家环保总局应该改为国家环保监督局，好比是裁判员，他向各地派出分支机构，人财物一律由中央政府承担，他们只有监督职责，而无管理职责，其权力大到能查处在环保上失职的省长。地方各级政府所设立的环保部门是环保管理部门，好比是运动员。环保部门定位不确定，在这两种角色中游离就会把一切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会把一切利益捞得完完全全。在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机制中，无论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都不必承担责任，说自己如实反映就是尽到了责任，还要求政府投入资金以便治理，对下还能罚款，排污者越多，所获得的罚款数就越大；环境好转时，说自己治理有功，要求论功行赏。其实什么活都不做，也能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情形用运动场打比方是最好理解，运动员们比赛时，没有裁判，或者裁判看不到全局，或者裁判不公，或者判罚不力，都会让场上立即混乱不堪。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目前，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横向分散、纵向分离、地方分割。突出表现在:一是基层环保部门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环境执法工作的“瓶颈”集中在市县级。2004年查处的208件违规环保“土政策”，全部集中在市县。而环境执法人员主要集中在市县，现有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执法监察网络的5万人环境执法队伍中，市、县级占全国总数的99％，这部分人员的位子、票子均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二是环境监察队伍执法地位不明确。绝大多数省级、地市级、县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是事业单位，没有直接的法定执法权，《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事业单位执法只能通过委托进行，极易造成行政诉讼。2004年仅12个省的环境执法受阻就达4000多起，发生暴力抗法120多起。2005年据15个省统计发生暴力抗法事件130多起，有的环境执法人员被打致残。三是地方间环境纠纷难处理。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12.8万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跨界污染。在处理跨界污染时，往往是各说各的理，各拿各的证据，很难处理到位。从陆新元的讲话上，已经证实独树一帜的上述判断，中国的环保部门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国家没有建立起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全国环保监督体系，他们没有能力面向各级政府，而是直接同排污企业打交道。这种体制必然会导致环境恶化。
以上谈的是从行政体制上克服环境恶化的办法。要想根治环境恶化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改，这是由信息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只有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2007.8.15 [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多党制（六）独树一帜著
(2007年08月16日发表)
第三章 历史潮流
( )
中国政治民主化，即从低度民主政治体制向高度民主政体的发展，即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历史潮流所决定的。要想深刻认识这一问题，首先要破除一种不准确的认识或偏见，就是对中国现政和中国共产党的偏见，那就是许多人所认为的中国及其共产党没有民主因素。这些人把共产党看成一成不变，更想不到共产党是能够创造高度民主的新型体制的。
一、中国的历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
中国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是：萌芽于战国，韩非子提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于秦朝，确立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颁布秦律；巩固于汉唐，实行刺史制度、察举制度和完善科举制。由于这些日臻完善的政治体制，和这一体制中蕰含的民本主义思想基础，适应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要求，才使中国不断强大和称雄于世界，以至于没有顾及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到中国明清时期，西方各国纷纷进入工业时代，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超过拒绝变革的中国。晚清时期，在西方学说传播和冲击下，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斗争此起彼覆，辛亥民主革命终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民主政治思想萌发于明清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开始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时代，开创了民主政治先河，也是将思想理论变为政体制度的改革运动，由于专制主义势力的进攻而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颁布《临时约法》，确立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成果。袁世凯破坏民主政治，武力镇压国会，复辟帝制。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组织进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讨逆斗争、两次护法运动。中国人民为民主献身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不计其数。
二、共产党的历史是争民主和探索民主的历史，也是为民主奠定基础的历史
由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专制主义思想的祸害，使共和政体有名无实。中共自1921年成立时起即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为己任，“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提出“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制定《共同纲领》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行具备多党派监督和轮流执政、分权制衡、普选制、独立媒体监督等特征的西方高度民主的制度，但也始终把人民主权的原则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为政治体制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改革确立了法律原则。
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以后的政改积累了一定经验教训。专制主义虽然不能公然登堂入室，却以阶级斗争、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面目祸害人民，这都是深刻的教训。1978年后，恢复了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加快立法进程，《宪法修正案》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这些都是走向民主的有益探索，也是在低度民主范围内所实施的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用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同时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快速步入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让中国人民加快走向世界，在思想、信息和经济上融入国际社会，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深入人心，充实了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为政治体制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改革奠定了道德、知识、思想、信息和经济基础。因此人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素质越来越高，民主呼声越来越强烈。
所以，那种认为共产党反对民主，人民的素质不适应民主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度改革是必然趋势
1986年，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并且明确提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甚至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关系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结合邓小平的意见，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以上邓小平的谈话和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改的必要性和目标，都早己成为人们的共识了。然而时过二十年，改革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这样的政改目标还没有实现，以至于出现严重社会问题剧增和失控的局面。
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摸着石头过河。而政治体制改革，显然因为河水太深，难度和风险太大，不允许摸着石头过河。难度方面，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政改是世界难题；风险方面，政改就要彻底修改宪法，成功的政改及其制宪，是引领国家彻底走出困境，是改革后短期内不必再行改革的，而不成功的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或者隐患，所以政改和制宪的门槛通常都很高。然而难度和风险再大，也是要过河的，总不能把中国人都困死在大河这边。因为别的国家大多早都过河了，中国迟迟不能过河，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
四、阻碍民主进程的因素只有专制主义
虽然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特权、垄断权力、党政机关家族化、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目前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专制主义的势力范围还很大，很顽固，是与旧体制相伴而生的，是帝王思想的残余。但是专制主义也有其脆弱的一面。首先，中国目前的专制主义是不合法，违背道义，见不得阳光的，是党和国家坚决反对的，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其次，专制主义并无深厚的根基，既无封建世袭的皇权、贵族身份，也无宗教、民族、阶级作为靠山，而且没有有力的理论支持；第三，在旧体制中，绝大多数搞专制的人，是不情愿的，是被动适应的，是从众心理使然，因为旧体制是产生这些专制主义的温床。所以在旧体制中盛行的专制主义是否会抵制民主进程？专制主义是否有能力抵制民主进程？这完全取决于政改方案及其动员起来的人民的支持力量，如果民主正义力量足够强大，那么专制邪恶势力就会土崩瓦解，飞灰烟灭。一些原来搞专制的人也许会成为推进民主的功臣。
既得利益者是否会阻碍民主进程？这说的是在旧体制中做大官、发大财的这些人。这些人中间专制思想严重的当然可能并且也是最有实力阻碍民主进程的。但这些人中间也不乏看破旧体制弊端，对旧体制中的黑箱、阴谋、腐败、恶斗、暴力、政变感到恐惧，力主改革成为改革旗手和民主精英的栋梁之材。但这种情况必须是政改方案，及其动员起来的人民的支持力量足够强大时，才有可能出现。
总之，阻碍民主进程的因素只有专制主义，认为是共产党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五、建立高度民主的政体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途径
如果台湾海峡能够实现和平统一，那么，以什么具体形式统一更符合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呢？
2006年，台湾一位政治家在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专访时，再次重申了其在两岸关系上的一贯立场，即“大陆实行民主政治是两岸统合的基础与前提”。虽然说将大陆的“民主化”设为两岸统一的前提，似乎不太妥当。但是，这既反应了台湾多数民众，尊重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与法律事实，也反应了其对高度民主政治体制执着的信念与追求。要求在自己的国家普遍实行民主政治，这一诉求的正当性不容否认。台湾的《国家统一纲领》规定：“中国的统一，应以发扬中华文化，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人权，实践民主法治为宗旨。”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大陆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已经获得普遍提高，认识到进行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是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各种社会问题和两岸和平统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联邦民主体制成功解决了许多国家的统一问题。当今世界上的联邦民主体制国家，多数是在原来就存在的两个以上共和政治体基础上联合而成，也有的是通过政治改革将以前的单一制国家重组成联邦共和国的。许多国家是由邦联制转化成联邦制国家的，如美国。历史上的邦联，首要目的是共同防御，其次才是共同发展。邦联作为国家之间的联盟，实际上是指挥加盟成员采取共同行动、协调彼此关系的政府间组织。它们的组织形式一般都很简单，最重要的机构通常是一个由各成员邦代表组成的议会，没有统一的行政和司法部门。邦联在对外方面也没有完整的权力，因为加盟成员的政治、行政、经济、司法这些重要权力不受邦联节制，而且握有军事实权，外交上的独立性也很强。邦联是一种以主权国家政府为管理对象的“政府”，比较脆弱，既不是一个统一经济体，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只是在防卫上有所联合，所以成员间容易产生磨擦、猜忌、争斗、战乱、分裂等问题。联邦制正是在吸取了过去邦联制的教训后，通过制度创新而形成的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比较成功的是美国。美国1787年宪法运用主权共和国组织政府的原则，来设计共同的政治组织，并明确地划分了共同体与加盟成员的权力，赋予共同体足够的手段追求联合起来的好处，建立了一个直接由全体公民授予权力、分权制衡的完备的共同中央政府，从而将邦联制改造成了联邦制国家。联邦制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是一种有着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人们不仅用它来将分散的政治体结合成统一的国家，还用它来在统一的国家中实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人民和平相处。瑞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瑞士联邦境内，生活着具有不同民族、宗教，分别讲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的人，但他们却结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国家。德国采取联邦民主体制的方式将原东德和西德成功统一起来，就更显示联邦民主体制在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上的巨大作用。
六、民主化潮流中缺乏政改理论思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潮流虽然波澜壮阔，却始终缺乏“核心枝术”，即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政体改革方案方面的关键理论。缺乏“核心枝术”，政体改革即便是找到大致方向—西方民主或类似的高度民主，还是没有真正完成民主制度的中国化的理论问题，而政改又不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就出现了政改盲动、盲目指责、进展迟缓的种种现象。如果有了“核心技术”，就有了明确参照系，可以借此看出旧体制的差距；如果有了“核心技术”，目标才能真正明确；如果有了“核心技术”，才能以此召唤人民投身于政改大业之中；如果有了“核心技术”，人民才能借此衡量谁在推进谁在阻碍民主？谁在夸夸其谈？那么，如何才能得到“核心技术”呢？要有人设计并拿到人民中去锤炼，这个过程就是政改理论思潮，这是中国民主化历史潮流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2007.8.16 [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多党制（七）独树一帜著
(2007年08月17日发表)
第四章 世界潮流
西方国家从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一套民主体制，它是解决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国家、社会权力冲突的根本出路。过去的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地争夺政权和土地的战争、纠纷中走过来的。为了争夺政权，不断地发生残酷的战争、谋杀、阴谋政变等等，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发生冲突以后，老百姓没有办法表达时只有忍耐，忍到一定程度就暴动，揭竿而起，来推翻那个政权，就发生战争，过去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到近代以来，人民找到了一种和平解决权力交接的新办法，就是民主的选举，真正实现民主的国家是没有以前的那种冲突的。人们要想改变政策，就通过投票的方式，组织政党的方式，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后组成一个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不需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改变政策了，这就叫政治文明，这已经是世界潮流。 ( )
一、中国不能不顺应世界潮流
全球进入工业时代之前，中国由于其政治、经济优势，所以能够自外于国际社会。但随着世界各国纷纷步入工业时代，尤其是信息时代之后，全球经济开始了迅猛而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及在国际中的地位进行着调整。伴随着欧洲联盟的成立、欧元的启动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政治的民主化的浪潮，国家边界已经无法阻挡资金、技术、人才、观念、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尤其是政治经济体制经验的分享。而且，伴随着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国际化，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正在冲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森严壁垒。不仅资金没有国界，哪里增值的潜力最大，资金就以最快的速度流向哪里。而且，经济方面的变革正在不断推动民主观念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扩展，使那些固守落后政治的统治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经济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正在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这一过程的产物，更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这个组织制定的经济规则在全球取代各国经济政策。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持续努力反映了中国希望尽快把自身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热切愿望。中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通过国际组织提供帮助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意味着中国自愿对全球市场经济秩序负起责任。这反映中国无法自外于世界潮流，正在顺应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
二、民主是世界潮流
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2001年发表的《世界自由纵览》中提供的研究报告，如果按今天的标准衡量，1900年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算得上民主国家。而到1950年，全球80个政治实体中就有22个（28%）是民主国家。1974年，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之际，有39个民主国家，但民主国家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基本未变（27%）。而到了2000年1月，就有120个民主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是绝对数量最多，比例（63%）最高的年份。20世纪可以说是民主世纪，民主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界潮流。
自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以后，民主已成为世界上的主流政体形式。到1991年底，全世界半数国家都实现了最起码的选举民主制度。到1990年代中叶，这一比例上升到2/3，并一直保持了几年。民主制度呈现惊人的扩展情形。美国国务院在其1999年度关于人权状况的国家报告（1999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中，把民主和人权确认为第三种“普世的语言” (另两种是货币和互联网)。这份报告预想，新兴的跨国人权活动者(包括公共机构和私人)网络（the emerging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human rights actors）已在形成某种“国际性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将维护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及推进包含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规范”。
自由之家将民主政体按民主程度不同分为选举民主制与自由民主制。选举民主制（“electoral” democracies），最起码要达到：主要的政治权力职位，应该由竞争性的政党之间进行的定期、自由、公正的选举所产生的人来担任，通过这些选举，能够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则不仅要包括选举产生权力，还应包括：信仰、表达、结社和示威自由；免于政治恐怖和非法监禁；实行法治，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并依正当程序接受法律处置；司法独立于政治，维持中立立场，并有其它制度（institutions of“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约束权力的滥用；一个开放、多元的市民社会；文官控制军队。
1999—2000年按地区和文化群体划分的选举民主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分布表
地区 国家数 选举民主国家数（百分比） 自由民主国家数（百分比）
西欧与英语国家 28 28 (100%) 28 (100%)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 33 29 (8 16 (49)
南美 12 11 (92) 4 (33)
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15 14 (93) 9 (60)
前苏联 12 5 (42) 0
亚洲 (东亚东南亚南亚) 26 12 (46) 3 (12)
太平洋岛国 11 10 (91) 9 (82)
非洲 (撒哈拉以南) 28 20 (71) 5 (1
中东和北非 19 2 (11) 1 (5)
合计 192 120(63) 71 (37)
阿拉伯国家 16 0 0
穆斯林国家 41 8 (20) 0
显而易见，中国既不在选举民主制国家之列，更不在自由民主制国家之列。那么经过建国之后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中国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
自1972年开始，自由之家对世界各国（地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程度进行评级，评出1至7级，1级自由程度最高，7级为最低。2007年，中国大陆政治自由程度被该组织评为7级，公民自由程度为6级；台湾政治自由程度为2级，公民自由程度为1级。
2007年，英国时事周刊《经济学家》的特刊《2007年的世界》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以选举过程、政府功能、政治参与程度、政治文化、公民自由等5个领域的60个指标为标准，排列了各国民主主义指数。《经济学家》将世界167个调查对象（165个国家+2个地区），按民主主义指数（分值10—0分）排名：1. 瑞典9.88分，2. 冰岛9.71分，3. 荷兰9.66分，4. 挪威 9.55分，5. 丹麦 9.52分，16. 西班牙 8.34分，17. 美国 8.22分，20. 日本 8.15分，23. 英国 8.08分，24. 法国8.07 分，29. 南非7.91分，31.韩国7.88分，32. 台湾7.82分，34. 意大利 7.73 分，35. 印度7.68分，42. 巴西7.38分，78. 香港6.03分，102. 俄罗斯5.02 分，112. 伊拉克4.01分，138. 中国2.97分，167. 朝鲜1.03分。
以上这些基于全球政治实践的统计和研究结果，是动摇专制主义者立场，鼓舞人民民主意志的最有力证据。
民主来自于西方，被称为西方民主，是历经三百年实践进化，尤其是最近一个世纪中被多数国家所采纳，是被实践充分证明优越于其他任何政治制度的。西方民主的这一价值是不可否认和回避的。它意味着各国只能在它的基础上改进，而不能否定它的基本要素，更不能违背它的本质，纵然你的国家有再多的特殊性。任何对它基本要素的改进，都要慎之又慎。这一结论对于问题缠身，试图改革的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既然政改不能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别国的经验就尤其珍贵。
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只进行纵向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民主化进程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与全球民主化水平相比，中国必须奋起直追，才符合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三、中国应该在全球掀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从国家整体发展需要出发，按照改革开放进程的要求，为适应全球民主化潮流，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带头在全球掀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以改变与中国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政治形象。全球第四波民主化不一定走前三波的老路，因为走老路就有可能无法产生超越老牌民主国家的优势。要走出一条将西方民主制度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民主化道路，既不是全盘否定旧体制，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靠放大旧体制的优势，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经验，用民主和监督来消除旧体制劣势的改革新思路，建立“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的民主体制。
2007.8.17 _(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www./news/gb/lianzai/2007/08/200708172321.shtml) |
责任编辑：郑浩中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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