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司马迁“察其本”而著《李斯列传》，说不定这名以献计灭六国、废分封、尚“酷刑”，终于从“布衣黔首”而“位极人臣”的人物，会和周、召二公一样，以“极忠”而享誉千古。幸而太史公以相距100年之“近人”资格，条分缕析地讲了他的故事，后世才有了一个作法自毙的“奸相”的模型。

2200年过去，咸阳早已失了往日繁华，儒学也历经了焚坑（秦）、独尊（汉）、道统（以下历代）、砸烂（“五四”）、创造性转化（20世纪末）等翻天覆地的命运。到了新世纪的开头，李斯，这位儒家“最后的亲传弟子+儒学杀手”的故事，居然又在一大片“DOS文本”、“网上跟帖”“搜狐”……的嗡嗡声中（从始皇帝到毛泽东看来必是如此），娓娓地+骇骇然地讲了起来。

作者“生在红旗下”，文化革命的时候尚属幼年。就在王朔、姜文辈于“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泡妞的时候，他感到了什么？从他的序言中，我们知道，到他已届“就学”、于不经意间翻读《史记？李斯列传》时，先是“悚然”，继而“着迷”，“后来多读了几遍，想见其为人，那中间隔着的两千年的时光竟渐渐融解消失了，觉得他好象还活着，在我们中间。”

有这个可能么？如果有，那么在我们这个有了政治局、互联网和垃圾分类的社会里，究竟有些什么要素令李斯们（外加与其互生的秦皇、赵高、蒙恬们）依旧得以存活且“种子绵延不绝”呢？而在没有了阉竖、嫔妃、公子和舍人的共和国，李斯们又以什么面目和招法出现于世呢？

按照本书著者的诠释，李斯并不是一个生性残忍、一意在暴戾恣睢中找乐子的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继而为王者师的思想家。他出身微贱，野心也不很大，开头不过想随大流弄张文凭、混个处级待遇，平调“回上蔡郡府为官一任”。但权势这东西在任何时代都太具有对人——特别是打算“上进”的人——的魔力了。李斯也未能免俗。他从挑水扫地替老师抄书开始，接着审时度势，抛却悖晦的、没有含金量的学业而转向霸业。他接近权力中心的方式不足为外人道：吕不韦的眼线、阉人的引荐……。抓住每一个机遇（不计其屈辱下作），不过是李斯得以成为李斯的开始，真正让他露头角的，一是对权势人物的揣摩与迎合，二是笔头子上的工夫——为霸主已经做下的事情制造理论依据。

他的第一个象样的职务是廷尉（掌管公检法和秘密警察），第一件大事是借暴君之喜怒无常灭了才华高过自己的哥们儿（韩非）。而真正的建功立业，则是在“分封”还是“一统”这一重大理论上的建树——秦王从此成了始皇帝，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延续千年。

身为丞相，固然日日觳觫于“伴君不易”之中，但借用君王之手可以报私仇，更何况报仇对象又是“抨击社会制度、非议现行政策”、老是“和自己过不去的讨厌的儒生”。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了“焚书坑儒”。有趣的是，对于这宗让士大夫切齿了一千多年的暴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并不把它当回事。他在建政的一开头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镇压了120万反革命。”而到文革后期（1973年8月），在写给郭沫若的那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劈头一句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李斯干下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为自己相位的巩固而矫遗诏，把一个烂皇上秦二世扶上台，此后不过一年，不但以自个儿宰相的金贵肉身经历自己创建的酷刑，最后还死在“五刑加腰斩”中。那起因么，依旧是遭了告密之暗算，只不过笔杆子再阴，也敌不过皇上身边日夜伺候的人。

作者行文流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敲打读者的感受。笔者以为，太史公最初让他感到的着迷与悚然，并没有100%传递出来。不是他在史实的叙述中有什么重大疏漏，而是这类感觉总是为读者接连不断的忍俊不禁所打断。比如说到皇上的学识能力，“虽不能举一反三，但举三反一不成问题”；说到始皇之母得到缪（女偏旁）毒服务之后，“蓦然生出‘做女人真好’的感觉”；而对于先下种后（向王）进献女人的勾当，李斯的见解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只要能长治久安，何必管是谁家的孩子呢？”

是不是“觉得他（李斯）好象还活着，活在我们中间”？

2000年 北京